社会福利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因而会涉及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和价值取向。政府在规划公共产品的供给时，要注意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公共需求。政府在设计自己在社会建设中的工作方案时，不仅要有硬件的投入，还要有软件投入，目标是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要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建设的讨论，在深层次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方面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其中有政府、市场、社会等，因而是复数的主体；另一个方面是社会体制的功能，社会体制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诉求是公平公正与分工协作。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社会这个主体而言，不能体现为原子化的个体，这个主体应该是众多原子化的个体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可能面对每个个体的需求，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带来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效能。20多年来，政府一直面临着以怎样的制度和机制把社会生活再组织起来的问题，因此有建构社会载体的需要，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也就被显现出来。由此引出的思考目前已经指向社会载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市场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体制的建设问题。

　　大家比较清楚的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如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到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改革的政策。从理论上讲，经济体制和产权结合得比较密切，政治体制和政权结合得比较密切，社会体制和公民权结合得比较密切。所谓公民权，根据西方的经典社会理论，最早在 18世纪体现为民事权，19世纪开始其内涵中增加了政治权，到20世纪进一步扩大至社会权。民事权对应的是法院，政治权对应的是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参议会，社会权对应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因此，公民权是一种权利的复合体。从实质上看，西方经典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公民权，是建立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之上的公民权，这个公民权的制度基础，是按照社会通行的道义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以某种方式说，这种公民权涉及了社会福利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

　　从上述阐释看，公民权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密切，因为社会体制可以被理解为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是可以促使社会福利系统在运行中体现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现实中，社会福利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因而会涉及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和价值取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构成已是多主体，其中包括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需求结构日益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不仅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已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初步形成了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一些机制。

　　要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面对上述变化的来临，政府将要作出怎样的回应？现在的上海，政府所考虑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财政安排主要是分散地放在政府的各个条线里面，各方追求的效应缺乏彼此间的照应。政府财政制度应该进行怎样的创新改革，才能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新阶段的社会建设，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上海的各级政府部门在购买服务、项目管理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公共服务的内容选择和公共产品的设计规划，尤其是决定这些内容选择和设计规划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的职业结构、居民结构、市民结构密切联系。我们必须看到生活里的需求结构是活的，有时会与公民相联系，有时会与市民和居民相联系。政府在规划公共产品的供给时，就要注意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公共需求。

　　这样，我们才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来想象那些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类服务组织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队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产业。比如这些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组织可能会进一步提出理念的生产、符号的生产、模式的生产等需求。围绕这些需求的满足，给予个性化的再加工或再包装，还可以形成一种服务公共生活的创意产业链。这里的发展空间很大，社会组织在其中也大有可为，甚至可以发展出一种将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链接起来的，具有桥梁功能的咨询、策划、评估的服务业。这种服务业可被理解为借助市场机制的支持性社会组织，有可能帮助其他社会组织更有效地找准社会需求，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为这些社会组织解决资源（财政、人力、信息等）供给问题提供新的路径。总之，上海要建设现代服务业，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规划不能将视角仅仅聚焦于企业组织的传统需求，也要关注生活、工作、消费于上海的人们在职业领域之外提出的各类服务需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于日常生活需求的中介组织很发达，或者说，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途径有很多，人们在克服日常生活困难方面均有稳定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为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提供支持条件，使社会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服务不断提高效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方便、安心地生活。比如，去法国的留学生，一般只有两件事情找政府，一是办居住证，二是缴税。对于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人们均可以找到对应的中介服务组织。比如在巴黎市区租房，租房者很少与房东直接联系，房东习惯于委托中介服务组织来负责其房屋的出租。租房人须提供身份证、收入证明、生命保险、住房保险等复印件，才可以从中介得到租房的许可。中介给出的房屋总是干干净净的，屋内的设施也是完好的，直到租房人可以接受。住进去之后，如果遇到水龙头坏了，租房人可以电话找到相关的中介，中介有自己的修理队伍，可以及时地进行修理。修理的费用清楚地计在清单上，中介按租房人购买的住房保险依据收取修理费。这样的日常社会生活秩序都是基于契约和法律保护之上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腾出来做更大的事情。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使人们到上海来工作和生活，觉得很安心很方便，而且有稳定的预期。要达到这个要求，政府首先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中摆好自身的位置，并形成和提高自己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力量分工协作的能力，而且要用社会建设的最新成果来检验这个能力。由此来说，政府在设计自己在社会建设中的工作方案时，不仅要有硬件的投入，还要有软件投入，目标是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