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北大学撞人事件到公安局副局长的侄子暴打交警，类似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关注。社会公共事件频发，“官二代”、“富二代”受到不断非议与批评，社会舆论尤其是网民们对此类现象的高度关注告诉人们，社会公平、正义既需要得到尊重，更需要维护。
胡伟（上海交大教授）
目前，社会上客观存在的 “二代”现象既有普遍性，又具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现象是社会大转型的伴生物。类似现象在西方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同时，“二代”现象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有权或有钱的人为后代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本质上是一种代际荫庇现象。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宗法和宗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人际网络由无数的同心圆构成，无法构成现代的团体社会和民主法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对这种文化传统有所荡涤，但近年来又死灰复燃，目前的市场经济也不足以冲击这一传统，代际荫庇现象十分普遍，如得不到扭转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问题愈演愈烈。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必然是阶段性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一阶段到底有多长。如前所述，“二代”现象在东方社会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老问题，其根底在传统文化的基因里。文化基因的改造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代际荫庇或者说“二代”现象恐怕很难在几十年内完全解决。
解决“二代”现象导致的公平正义缺失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但最直接的是需要确立民主和法治，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人权的保护。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所向往的最终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价值本身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我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经常流于空泛，实际上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需要具体的路径。
近来，一系列与“二代” 现象相关的案件发生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引发了公众对公平正义问题的集体焦虑。民众，特别是网民对肇事者背景的关注超过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社会上缺少正常权益表达的渠道。特殊事件成为民众宣泄积怨的出气孔和公共舆论的焦点，社会不满情绪以非常态的方式爆发出来，甚至演变对“官二代”、 “富二代”的集体声讨。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权益表达渠道广泛地制度化，需要政治体制的保障。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民众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此类事件，有效避免可能激起的舆论波澜。
郭道晖（著名法学家）
当前，似乎社会公共事件有所增多，但是具体来看，很多事情本来是很单纯的，只是由于加入了某些其他因素，使它们具有了很强的公共性。比如说，河北大学撞人事件，孤立来看，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撞人就是撞人，很正常，但是说出“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话，就变了味。李启铭（李刚之子）肇事之后不仅没有丝毫在乎，反而显得非常嚣张，可以想象平时他也是很骄横跋扈的。这样的态度，让平时就处于弱势的老百姓非常反感。老百姓反对的其实是特权，而不一定是李刚。“李刚”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折射出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对社会不公的不满。
当前中国大陆的百姓，对整个社会状况似乎正在积累一些不好的情绪。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制约。有些人“有恃无恐”，以为权力可以一手遮天，用钱可以摆平一切。其具体原因一个在政府自身，一个在社会不公，但根源都和政府有关。
比如，引发公民与政府矛盾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城管，一个是拆迁。都是一线执法部门，处理不好，很容易败坏政府形象，引发官民冲突。之前我就写文章指出，警察形象不好原因不全在他们，要防止“袭警”首先不要“坑警”。地方官员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矛盾出来之后，却让警察冲在前面，这不是把警察往火坑里推吗？警察充当了某些领导人的家丁和打手，国家公权力机关成了某些官员的“私器”，成了实现他们利益的工具。这是封建社会的影子，是“文革”的遗毒，为现代民主国家所不齿。
还有，现在贫富分化，高房价、失业、腐败，加上目前通胀造成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都是积累社会情绪的原因。中国人自古就有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观念，对公正的要求非常强烈，所以，如果全社会的人一起挨苦受累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普通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应付生活时，某些阶层及其二代，却在肆意消费、炫富、贪污腐败；有些人追逐私利，囤积居奇，操控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有些地方为了政绩和利益，强制拆迁，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维护稳定，他们甚至不惜出动警力压制人们上访。这怎么能不引得民怨四起！
所以说民愤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社会矛盾、民怨积累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然而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出气口”都被人为堵死，老百姓有怨无处申诉，网络成了最后一片空间。所以类似事件一出来，他们也就不问青红皂白，要通过网络来表达他们的声音。有人说网民的反应“过激”，“不理性”，我认为老百姓无所谓理性不理性，不能用法官判案的要求去要求老百姓，他们表达的就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他们的反应，出于个案而不是针对个案，那些案件只是他们发泄对政府不信任甚至不满的导火索。
解决民怨，刻不容缓，根本还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破特权。要保护权利，监督权力，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保证司法独立。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些要求已经呼吁很多年，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