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本应该做“顶天立地”的学问，而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博士生的课题往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也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选题大得不够气魄，而小选题却又小得不够细腻。
当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纷纷开始反思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学科发展。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危机与终结
问题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李巍率先提了出来，发表在2010年3月2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学走向终结？》的文章中。标题便已先声夺人——作者认为，“2009年不仅某个国际关系学者个人，而且整个国际关系学科都遭遇滑铁卢”。
无独有偶。《环球时报》评论版编辑王文在2010年5月6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三大危机》中指出，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了空前的“迷惘期”，表现为“集体边缘化”，“遭遇三大危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或许到了推倒重来、痛定思痛的关键时期”。
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所面临的“危机”，显然并非一两位学者的担忧。2010年6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出版的最有分量的两部学术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和《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都不是中国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写的”。
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三重困境
其一，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困境。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亟须涌现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观点，将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蕴涵中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杰出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经过三十年沉积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和中国自身面对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呼唤。
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表面的繁荣往往掩盖不住实质的苍白，轰轰烈烈的形式之下大都是经不住仔细审视的内容。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要么停留在“生吞活剥”而导致的“消化不良”的层面，要么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大于学理层面的反思，使得针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亟须“独立思考”的力量和“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具体而言，即亟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选题的开拓深化、研究方法和途径的独树一帜、研究理论和观点的“东方思维”，而不再是选题上人云亦云、方法上照猫画虎、理论上机械套用。
其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应用，如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中要专设章节论述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学术期刊也加强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对论文越来越强调形式上的审查。
但在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上，中国国际关系学似乎遇到了瓶颈。以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写作为例，传统的历史学考证、史料学等方法不被当下的研究者所重视；哲学、政治学的思辨方法的运用也不够广泛和娴熟；经济学、社会学的统计、调查方法似乎受到追捧，但大多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望而却步；剩下为数不多的运用量化方法开展的研究却往往让人感觉有故弄玄虚之嫌。再看学术期刊，一篇论文只要套用时髦的模型分析或者量化统计似乎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专业性”，却全然忽略了方法应该是为内容服务的，以致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局面；而对于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可推广性或可复制性，当然更无从顾及。强调论文形式的审查往往使得同一本学术期刊上众多学术论文整齐划一。如此一来，“规范”倒是达到了，但这种审查会不会引向另一种弊端——为了形式而形式，以致对内容画蛇添足或者削足适履？
其三，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资料的困境。现在流行的一种趋势是，凡是有关国际关系的论文，其引文大都来自外文文献（主要是英文文献）。如果一篇论文没有英文文献来源，则会从第一印象上被大大折扣；即使查究发现，大多数论文的英文参考文献，充其量也不过是二手研究文献而非第一手档案文书。
诚然，国际关系学研究发端于西方且兴盛于西方，严肃的学术研究应该首先梳理、总结甚至借鉴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始终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唯“西”“书”为“真”。在应用外文资料和外文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为引用而引用的误区，忘记了价值理性始终高于工具理性的原则——引用的根本目的，是真正“为我所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直接以其推导出来的结论为论据进行自身观点的论证和推导，便得出结论——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是缘木求鱼，难有创新，更遑论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创立。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即便如此，将2009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所谓“失语”、“边缘化”断言为“危机”甚至“终结”，委实悲观了些。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而诞生的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失去生命力，即使在冷战时代，坚持谨慎修正自己的现实主义学派也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即刻被抛弃。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而言，首先要明确的是发展方向。
第一，理论研究应成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学科定位的重中之重。理论研究是所有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苏长和教授认为，国际关系学一定要研究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必须树立这种意识。当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充斥着太多表面的、现象的、应急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生命力很短。长此以往，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当然很难产生经典之作。
特别是在当前，相比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相对通畅的“旋转门”机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与其苦恼于所学无缘于决策部门或者自卑于所谓“屠龙术”之惑时，不如静下心来，摒弃浮躁，踏踏实实地做些理论研究，多进行一些独立思考，努力形成一些有创见的思想。
第二，思想创新可以弥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之不足。方法诚然关键，思想才是核心。思想的力量是伟大的。所谓“中国学派”，也必定是以思想为标志的。方法可以共用，材料可以共享，但是思想应该是独特的。
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尼斯贝特的研究，与西方长于分析、演绎、具化相比，中国的“东方思维”更长于综合、归纳和总结。这对于以研究“世界大势”、“时代潮流”为对象的国际关系学而言，是再适用不过了。可惜我们在引进国际关系学时，连同西方的思维方式也一并“照单全收”，反而丢失了自身的长项。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与其强调其“科学性”不如重视其“人文性”。中国学者应该更多地用“东方思维”进行独立思考。如此，才可能有“特色”；如此，才会有 “批判性”。当然，“特色”和“批判性”都要以建设性为前提。
第三，选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走出困境的切入点。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走出困境的切入点要从研究的选题入手。对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而言，题目不妨大一些：大的题目才会有视野的广度，才会有历史的深度，因而才会具有理论的高度；对应用研究而言，题目则越细越精越有助于对策的可操作性。
学术研究本应该做“顶天立地”的学问，而中国当前的现实中， “博士生的课题往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也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选题大得不够气魄，而小选题却又小得不够细腻，试图游走大小之间的中庸之道则易于走向不伦不类、最后流于泛泛而论。正如学者熊志勇指出的，“中国要想真正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重任，必须重视国际事务人才的培养，要有一整套机制来培养这方面的‘高、精、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