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
2010-12-13
作者：朱立群
来源：北京社科规划办
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注入了内在而持久的动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国内发展战略，加快了融入全球国际体系的进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了迅猛的发展，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事实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参与全球互动和集体决策，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护全球秩序。本文将国际体系分为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三个组成部分，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了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和范围的指标，并运用这些指标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以及表现出来的特点。
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价指标
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具有系统所拥有的整体性、互动性和相对稳定性。国际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们之间的互动是以其物质性存在为基本前提的。其次，国际体系具有规范性。行为体之间在互动中形成的共同理解和预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中不断演变进化的。因此，国际体系既不是纯粹物质性的，也不是纯观念性的，它需要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
当前的国际体系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体系。它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一个世界市场体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和产权体系是这一体系的基础。该体系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资本运动的逻辑以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从而使得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得以形成，最终使得国际体系得以逐渐演变成为全球体系。资本国际化过程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过程，作为“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它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内在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国际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平等、不公正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它是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构成的体系。“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发生在具有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自主权观念在西欧形成以后，亚、非、拉国家被迫按照欧洲的“文明标准”进行改革，接受欧洲的主权观念和制度形式，走上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将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平解决争端作为国际体系的核心规范，极大地推动了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与国家间的合作。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西欧在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独立主权国家体系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主权规范有效地保护了弱者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制约了权力政治的恶性发展。
第三，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显著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国际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管理国际事务在二战以后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超越国界的发展和领土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内的制度化管理的加强，政府间的制度性安排成倍增长，规则、制度的网络化和强化使得国际关系各个领域日益有序化。据国际协会联盟统计，1909年各类国际组织只有213个，到1956年总数达到1117 个，1990年达到26656个，到1998年更达到48350个，比1990年增长了81%。到2007年，世界上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达到61836 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有7459个。另一方面，随着通讯和交通的现代化发展，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能力大增，国际社会的流动性加大，联系日益密切，体系的范围和发展潜力不断扩展。以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不足的有力补充。它们的存在是国际体系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根据国际协会联盟统计，1989年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总数为20063个，到2005年达到51509个，与1989年相比翻了一番。到 2007年，国际非政府组织总数达到54377个，占各类国际组织总数的87.94%，是国际政府间组织总数的7倍多。
从上述分析看，全球国际体系实际上包含着三个维度：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全球市场体系
全球市场经济是国际体系运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体系不断扩张的动力所在。“一个国家如果不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那么发展经济将是极其困难的”，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全球市场体系是国际体系中的市场力量，需要从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第一，贸易方面。全球贸易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核心内容，“贸易是全球商品流通、服务增长的关键机制，同时它还是技术转移的核心机制。”贸易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地推动生产的跨国发展和生产与金融资本的国际化。正是不同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不同区域的流动，才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中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除了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核心指标之外，还需要考察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经济成长的贸易依存度三个指标，由此判断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能力。
第二，投资方面。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它们直接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的格局分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长率，FDI已经取代国际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因此，考察一国资本输出和输入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参与和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能力。这包括三个方面：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二者的比例关系与投资结构，后者可直接反映一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的水平。
第三，金融方面。金融卷入是体现一国金融参与全球金融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而金融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是隐藏在国际体系最深层次的一种特殊积累方式，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秩序本质。法国经济学家沙奈曾表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积累方式，“构成了当代自由世界秩序的实质内容”。而“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和政府债券交易，意味着汇率和利率这两个形成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变量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汇率和利率作为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因素之外，还要考察金融卷入的情况，这“可以用国内市场上海外资产的销售额、外国金融机构介入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机构参与海外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各种全球金融往来中的本国份额等指标来衡量”。
（二）全球管理体系
“国际体系的核心是历史形成和演变的一种结构，它由共同理解、规则、规范和相互预期构成。”全球管理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指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各领域形成的规范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制度及其组织形态。具体来说，国际制度“就是一系列主要由行为体在协调（coordination）环境下形成的准则（conventions）和在协作（collaboration）环境下创立的规约（contracts），它是一种权利约束，它们规定了行为体在追寻自身利益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全球管理体系代表了国际社会类似国内政治中的政府力量，它是主权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公共问题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其目标是改善无政府状态，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国际制度不仅在一定程度管理国际事务、分配国际资源、推广和执行国际规范，它们还赋予国家权力、集体身份和行为的合法性。主权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加入国际制度，在制度中学习、实践，接受制度的影响，也影响制度的变迁。为了评估中国参与全球管理体系的程度，本文设计以下四个指标：成员资格、遵约行为、投票权利、议程控制。
第一，成员资格。国家签署国际条约加入国际制度并经国内立法批准成为国际制度成员国，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必经的门槛。因此，参加国际制度的数量是评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基础指标。但是，作为国际制度的成员，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定，可以体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特别是参与管理体系的状况。因此，在统计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数量的同时，还必须衡量该国的遵约行为。
第二，遵约行为。遵约指的是国际制度成员国遵守国际制度规范和规则的行为。安•肯特提出了考察遵约程度的五个方面。肯特的五项指标是：（1）签署条约或达成协议；（2）履行报告和其他义务的程序性遵约；（3）在国际行为上的实质性遵约；（4）正式遵约，即国际规范在国内立法、司法或制度实践中得以落实；（5）实际遵约，即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落实，前者是指政府政策与国际规范一致；后者则是指国内社会普遍的遵约行为。这里突出她的四项指标，也就是国际层面的程序性遵约和实质性遵约，以及国内层面的正式遵约和实际遵约。当进入到国内层次的遵约程度时，国际制度规范就可以被认为达到了内化程度。这一程度可以通过国家行为的变化加以观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对利益的重新界定、对主权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成本支付的接受。
第三，投票权利。参与国际管理体系不仅包括国家作为成员国参与体系、接受国际制度规范，还包括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投票权利和对议程的控制能力，这两者是国家在国际管理体系中享有决定权的象征，体现着国家是否作为主导者参与国际管理体系的程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致相符的份额，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向该组织缴款的最高限额，也决定一国对重大事项的权利。这种份额和投票权利是国家参与国际管理体系决策权的直接反映。
第四，议程控制。主导议程，控制核心议题意味着国家的利益需求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反映出来，促使他国接受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当然，要在国际制度中拥有较强的议程控制能力，国家需要恰当的“造事起势”，即“通过各种渠道将事与势引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并且这种事势变进要隐蔽到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正当合理的，从而可以一呼百应，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制度中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的实力和策略获得“议程控制”的权力。
（三）全球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近代概念，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与市场经济培育的文明与法治是分不开的。到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国际关系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非国家、非官方”的行为体大量涌现，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发言权，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影响力扩大，适应了全球性对话和全球治理不断严峻的现实和潜在的需要，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代表了国际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谋求公共福利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等；为成员国谋利的联盟，如贸易联盟、消费者团体、职业者联盟和运动俱乐部等；基于共同理念的组织，如抗议团体等等。这些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它们或是独立承担或是与政府合作，行使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
总的来说，全球公民社会成为21世纪人类所客观面对的一种生存环境和行动背景，在此，我们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程度和范围的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二是中国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对接。中国公民社会本身的发展，是中国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的一致性则体现了中国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程度的加深。
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
根据上述讨论，下面我们具体从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三个维度来评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情况。
（一）中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来衡量。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增长率一直保持良好势头，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首先，中国贸易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2000—2007年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增长率为5.5%，与此相比，中国贸易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贸易出口增长率为22.5%，进口贸易增长率为18%。具体到2007年，世界出口贸易的增长率为6.0%，进口贸易增长率为5.5%，而 2007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为19.5%，进口贸易增长率为13.5%，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大过美国的7.0%和1.0%，日本的 9.0%和1.0%。其次，中国贸易额大幅增长。2007年中国贸易总量（进出口）为21738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7.7%，排在世界第三位，并且第一次超过了亚洲地区第二和第三大商品贸易大国日本和韩国的总量。具体来看，2000年中国出口额为2492.03亿美元，2005年为7619.53亿美元，2007年出口额达到12177.76亿美元。2000年进口额为2250.94亿美元，2005年为6599.53亿美元，2007年达到 9559.50亿美元，是2001年的4倍多。最后，中国在世界商品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1948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只占世界的0.9%，1983年中国出口贸易占1.2%，2003年占5.9%，2007年达到8.9%，大于美国的8.5%，日本的5.2%，仅次于德国。中国在世界商品贸易进口的比重也不断增加，1948年中国进口贸易量只占世界的0.6%，到1983年占世界的1.1%，2003年占5.4%，2007年占6.8%。2007年中国进口贸易占世界比重的6.8%，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
但是，我国的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过高的贸易依存度隐含了一定的经济风险。具体来说，长期以来，以“中间贸易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贸易的主要形式。这种结构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十分深入，但是中间品贸易上的逆差也表明我国主要完成最后装配的工作，在国际分工链条上处于低端的位置。我外贸依存度虽然低于一些小国的经济，但与美国的26.2%（2001年）、日本的20.26%（2001年）等大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比，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以进出口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到2007年高达70%。这种大幅提升的贸易依存度表明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处于相对脆弱的程度。
第二，从投资角度来衡量。首先，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90年我国FDI总量为34.87亿美元，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15亿美元，2007年达到了835.2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6位，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6.7%。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11.60 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224.69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25.3%。截至2007年底，我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1179.1亿美元。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不断增长，但是相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金额的规模有待提高，投资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走出去的初始阶段。
第三，从金融方面来衡量。中国金融体系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其他限制国外投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关措施限制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金融卷入程度。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金融开放策略的调整加速了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正在明显提高。自2004年后，保险公司、基金等一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利用自有外汇进行对外投资。同时，随着证券形式融资的增多，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开始加强。
外汇储备投资是我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投资渠道之一，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不出三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两万亿美元。这一庞大的外汇储备既为中国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工具，同时也使中国面临外汇贬值带来的巨大财富安全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国内的利率等财政调节政策都开始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但总体上说，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低，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不大。
（二）中国参与全球管理体系
第一，从成员资格来评估。如前所述，参加国际制度的数量是评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基础性指标。根据《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年的数据，在全球61836个国际组织中，2007年中国共参与了4386个国际组织，其中参与的 1753个是协定性组织。在参加的这些协定性国际组织中，国际组织联盟（A类）有25个，参与全球普遍性国际组织（B类）有374个，参与洲际性国际组织（C类）共575个，也即参与的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共974个；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D类）有779个。从纵向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速度迅速，参与率不断提升，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2000年中国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3090个，其中协定性国际组织为1415个；2004年中国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4238，其中协定性国际组织为1701个；2007年中国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达4386个，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从横向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参与率是7.0%，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2007年德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12107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301个；法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12716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281个；英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 12029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101个；美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9977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3266个；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数量只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二分之一，其总数也低于俄罗斯和印度，大约与韩国和南非相近。
第二，从遵约行为来评估。本文借鉴肯特的研究提出了评价遵约行为的四个指标，但是根据这四个指标讨论中国在各个国际制度中的遵约行为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目前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少，难以支撑本研究关于遵约指标的衡量。这里为了全文的完整性只能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以便反映一个大致的情况。应该强调的是，在这方面还需要中国学者细致的经验研究来就中国的遵约行为做出自己的评价。国外学者过去一直认为，中国由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原因是“最不可能遵约”（the least-likely）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在遵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对待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态度相比，中国接受以及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肯特的研究认为，在国际安全制度上，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了大量的国际和地区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条约，参加了包括裁军会议、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各种国际安全组织。中国于 1980年2月参与了作为军备控制的主要组织——裁军会议，并且在1980—2000年之间，中国的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发生了三个重要转变：由最初的坚持国家发展核能权利的政策转变为支持核不扩散原则。从当前国内立法、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行为看，中国也达到了遵约的前四个层次，体现出深层次的国际遵约。
在国际经济制度上，中国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并在国际和国内层次上实际遵约。就世界银行来说，中国实施了工程管理和贷款支付记录。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中国实施了宏观管理领域的相关条约，推动了政府金融管理信息体制的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范和规则，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而实现了相关规范和制度的内化。
在国际环境制度方面，中国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采取行动。在环境条约的谈判上，中国要求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在国际层次上，中国严格遵守了报告义务并制定了环境发展目标，在国内层次上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减排目标，注意发展新能源，并且在实践上依循国际规范的精神和规则积极追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国际人权制度方面，尽管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对于国际人权组织及其相关制度的回应还比较少，但也承认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原则上支持国际劳工组织自由联盟治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中国加入了主要的人权机构并批准了反对酷刑等条约，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辩论，实行有力的人权外交。
肯特的研究结论是，对于中国这样被认为是最不可能遵约的国家是否遵守国际规范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认为，在绝大多数国际制度中，中国基本实现了程序性遵约和实质性遵约，并在国内层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中运用和落实国际安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规范和规则。肯特指出，任何国家的遵约都不是绝对的，没有尽善尽美的遵约行为。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国际规范的国内社会普及方面还有待加强，但是，她强调指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合作意愿强烈，而合作意愿是实现遵约的重要前提。
第三，从投票权利来衡量。中国在各主要组织中的投票权重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权，是衡量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实行多数投票决定原则，或者是加权的多数投票决定原则，其中权重按照所缴股金份额来计算，体现了决策权。在此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经济体中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份额中，中国占该组织总投票权份额的2.98%，与加拿大并列第八位。2006年9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投票通过决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投票权增至3.72%，位居第六，这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逐渐提高。但是仍然远远小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甚至不到美国（17.09%）的四分之一。在世界银行中，2006年美国拥有世行所有投票权的 16.39%，其后分别是日本7.9%、德国4.5%、法国和英国各4.3%，中国和加拿大、印度等国家排在第五位。
第四，从议程控制来衡量。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被认为是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组织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实际上，中国在国际议程控制上的竞争力相对薄弱，虽然我们善于在汲及我国重大关切问题上表明立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对外界普遍关注的国际议题较少主动提出国际议程，有时提出的议程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最终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情况还比较少。与当前世界政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取得“议程控制”的权力相比，中国在框定议题、提出核心概念、进行议程控制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强。有学者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从二者比例的平均值得出中国的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43.1%。这个评估说明中国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很远的路要走。
（三）中国参与全球公民社会
第一，从国内公民社会的发展来考察：改革开放为中国公民社会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民间组织。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政府体制转轨的加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分化加速，民间组织呈“爆发式”增长势头，从而引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民间组织的发展来衡量。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官方注册的社会组织41.4万个，社会团体2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 万个，基金会1597个，总数达到82.7579万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估计，中国的民间组织在200万到270万之间，也有学者估计为300万个，甚至最高估计为800多万个。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在中国迅速发展，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从每万人平均拥有民间组织的数量来看，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每万人均有民间组织数量为1.45个，而法国为110.45个，美国为51.79个，巴西为12.66个，印度为10.21 个，埃及为2.44个。
第二，中国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对接情况。首先，中国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层面参与国际公民社会意愿强烈，中国从整体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的程度加强。2002年全球协定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共1555个成员，中国参与全球协定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率为 58.14%，排在第31位，参与地区协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率为9.9%，排在第41位，远远落后于欧、美、日，也在印度、巴西和韩国之后。2006年中国参与807个全球协定性非政府组织，357个地区性非政府组织。到2007年，中国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总数为3793个，其中全球性协定性非政府组织为932个，地区性非政府组织为779个。其次，从民间组织跨地域活动的状况看，由于我国大多数民间组织属于小型民间组织，实力较弱，跨地域活动范围相对狭小。据统计，我国仅有1.1% 的组织有能力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省范围活动，每个民间组织每年的经费平均只有2万元人民币，从这样一种状况可以判断，我国民间组织能够从事跨境国际交流的组织非常之少，更谈不上对国际公民社会的影响力了。
总的来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历了30年的历程，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目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呈全面迅速的基本态势，影响力日增。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活动在范畴上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环境、人权等各个领域，在规模上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速度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外部世界对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事实以及中国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世界已经基本不持异议，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以及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在不同领域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在本文界定的国际体系的三个不同纬度上，中国卷入的程度明显不同。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卷入最深，作用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加强，地位日益变得举足轻重。在全球管理体系中，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被认为相对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的参与度较高。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制度的遵约方面也得到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尽管国际规范的内部社会化程度还有广阔空间，但是，在全球管理体系的决策权和议程控制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公民社会中，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呈快速发展势头，但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能力，特别是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将会持续，困难和挑战也将加大。中国正在全方位融入国际体系，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融入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中获益巨大，世界也因中国的融入而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不仅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一步步深入到中国的社会领域，进而导致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深层接触与碰撞。中国的社会层面如何与国际体系对接，或者中国如何从社会层面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