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反思
2010-12-10
作者：鲍盛刚
来源：中国改革网
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美关系对抗升级，由此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世界进入"后全球化时代"，贸易纷争加剧。这既是危机，也是转机，中国与其针锋相对，不如转向自身，专注于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崛起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自身的问题，所以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或许这将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毁灭性创新和提升。
首先，对中国发展模式应进行反思。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并不是中国自身改革的结果，也不是自身内生增长即资本内部积累和技术内生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化的结果，外生增长的结果，是西方跨国公司将资本和技术转移至中国，把中国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的结果。因而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被发展模式，中国崛起是一种被崛起模式，带有西方公司殖民主义的特色。一方面，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给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之在短短二十年内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和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成为全球世界工厂，第二大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的发展又使中国成为全球出口贸易大国；而出口贸易又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诸备国；最后，这一切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有很大的对外依赖性和结构的被扭曲和发展的片面性。它是西方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对全球资源配置战略中的一个环节，主要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已跨越国界，将全球作为一体，根据比较优势，决定在哪里生产，哪里研发和销售。中国在这一布局中，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的位置，西方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廉价生产基地，然后把制成品运往全球各地，即中国制造，世界消费。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缺少核心技术；其次，结构被扭曲为出口导向，即为西方打工，为西方提供廉价的商品，供他们消费，出口是进入中国外资的生产目的；其三，长期对外依赖，忽略了国内民间资本的发展以及国民收入的提高；其四，劳动力被廉价剥削，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污染。西方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无非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超国民的待遇，以求其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回报。
历史上西方以国家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而现在西方以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殖民主义，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往全球各地，西方则成为消费型社会，和农产品和原料出口国。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世界中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移至发展中国家，它们被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出口及外汇诸备；中产阶级开始崛起，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发展。而与此相对，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于是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
出于对中国发展模式利与弊的分析，以及进入后全球化时代，西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中国必须考虑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如何从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如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如何从为别人打工，到为自己打工？而要实现这一转变，核心问题是科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但是它不是建立在自身科技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西方资本和技术以及自己汗水基础上的。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掌握和领跑科技革命，如同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之后的美国。
其次，从广度上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经济成为中西部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带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欧洲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常之后随着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西方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最终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对此中国经济发展下一轮变化，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同时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其三，在深度上，中国经济模式也需进行反思和改革，主要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3个方面。在过去30年，结构的改革明显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只有结构更加合理，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才会更加顺畅。从经济结构来看，目前中国存在外企国企和民企三种企业，他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营模式，但又处于同一市场上竞争，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存在民穷国富的现象，中国富裕，但中国人贫穷，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列在世界100位以后。因为首先利润的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其次在政府手中，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其三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1%家庭控制全国40%的财富。通过这3层，最后落入百姓手中，也就没有多少了，经济增长成了富人们的游戏，以劳动者为代价，把收入和财富转移到有产阶层。所以中国下一步要将民生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重点，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从GDP投资为主导向包容性增长为主导的结构转变。这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扩大中国的内需。政治结构方面主要涉及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使政治更加民主，透明和公正。
中国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其二，保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两者比较前者为主，后者为付。要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那就需要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升级，相信经过毁灭性的创新和改革，中国将变得更加自信，强大和宽容。至于如何保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国际环境，中国应考虑多元外交，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争取在G20框架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避免对美国的依赖性和外交的单一性，寻求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政治舞台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确保中国崛起的国际和平环境。时间和主动权在中国一边，至于美国，它的问题实际上是它自身造成的，或者更准确的讲是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及抗争，而一味推到别国身上，只能使它在道义上更加失去影响，实力上更加衰退，外交上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