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恐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最大议题。
一、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他们的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由于中产阶级是拥有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经济地位、安逸的生活条件、较高薪酬的工作以及在社会发展中起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 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级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至 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 1913年到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级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级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至1980 年期间，中产阶级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级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二、全球中产阶级出现“集体塌陷”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又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
所谓的“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强者恒强，富者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的现象无论是在新兴经济体或是老牌发达国家都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一)“四小龙”部分国家因中产阶级迅速萎缩而丧失竞争力
曾经作为“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都遭遇了这种情况。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中产阶级的崩溃导致各种收入分配均衡指标日渐恶化。统计厅发表的全国家庭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277上升到2009年的0.293。KDI调查的2人以上家庭基尼系数则从1991年的0.263，上升到2008年的0.321。
据韩联社报道，企划财政部和统计厅16日表示，2009年除单人家庭、农户和渔民外的家庭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66.7%，比2003年的 70.1%下降了3.4%。同一期间，贫困阶层比例从11.6%增加到13.1%，上升1.5个百分点。富裕阶层比例则从8.3%增加到20.2%，上升 1.9个百分点。
同样我国的台湾也面临着中产阶级的日益萎缩。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并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社会经济结构。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人数日益萎缩。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地积累财富。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 “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2001年开始，台湾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剧。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达6.01倍。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同样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0.326上升到 2006年的0.339，2001年更一度升至0.350，贫富不均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标准中0.4的严重恶化水准。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2000年以来台湾整体薪酬水平停滞不前，成长乏力。从总体薪资来看，到金融危机前的七年间台湾经常性名义平均薪资 (即工业及服务业名义人均月薪)总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台币，年均增长仅0.84%。
“M”型社会来临，社会整体沉沦，经济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一衰退趋势。政党轮替之后的七年中，台湾经济即由稳定的中速增长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负增长的衰退低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挫到2.36%，经济发展荣景不再。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台湾竞争力亦如昔日黄花。
(二)欧美中产阶级困境难解将使经济景气长期低迷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判定标准而言，最主要的判定标准是收入，此外是自我评价。通常而言，家庭年收入从3万美元到?5万美元都属于中产阶级，中等水平应在8万美元左右。华盛顿智库“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家吉姆?凯西尔则把家庭年收入4.9万美元以上列为中产阶级。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中等收入群体也不断扩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文书等白领阶层，他们形成了工业化时代的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主要源于几方面因素：一是美国教育的发达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使越来越多劳工阶层及其子女有机会跻身于白领阶层;二是工业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断提高，也促进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使美国家庭的经济保障能力空前提高。
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首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并构成中产阶级的主体。此后，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由于技能和收入的提高，也加入到中产阶级队伍中，而中产阶级也最终成为支撑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 (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通过计算机模拟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测算，中产阶级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与30年前相比，目前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时间大大增加，是家庭名义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上升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股票期权等资本收益)，更多的中产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从1999年至2004年间，90%的美国家庭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只增长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将57%。其中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达87%，年收入超过 200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则翻了一番。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此次以次贷泡沫破裂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消费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由于工薪收入是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家中主要工作者失业，即使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紧缩25%，仅有13%的家庭能靠家庭资产维持9个月生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经不起任何的失业危机，一旦失业超过9个月，就面临房产被拍卖而流离失所的窘境。
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自1970年以来，虽然美国中产阶级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车上的费用有所减小，但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税收费用的增长大幅增加。特别是子女抚养和教育费用(主要是幼儿照顾、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成倍增长。近30年以来，美国的大学教育费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长的3倍，而自2000年以来，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7.6%。三分之二的大学学生需要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学生贷款中值为1.93万美元。39%的35岁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还清贷款，四分之一因为欠债而推迟看病，14%的人为此推迟结婚。
经济学家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巴马总统。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着手“拯救中产阶级行动”。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其政策能否实施并取得成效还需要关注。
而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三、深层次结构和体制因素让中国至今尚未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当前，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中国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能担当此重任吗?
(一)中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 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 23%左右，尽管如此，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呢?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很难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 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其次，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
最后，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称，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更是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4-5倍。
(二)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必须关注的战略性议题
其一，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二，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其三，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对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比如可以借鉴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住房保障模式，主要倡导公民普遍地享受住房福利，国家有保障公民住房福利的职责，还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储蓄保险型”住房保障模式，它以政府强制储蓄，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因此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的划分与定位，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最后，扩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在总体布局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
相信，只有培育起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