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自由主义？
2010-12-07
作者：刘玉安武彬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0年5月，随着工党首相布朗承认大选失利并宣布辞职，曾经风靡全球，在英国走了整整13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将告一段落。13年前，当英国工党赢得战后第15次大选，工党领袖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时，西方曾普遍将其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标志。13年走过来，社会民主主义在英国真的复兴了吗？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到底是怎样一条道路？
一、“第三条道路”的出台
德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曾经把19世纪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世纪”，而把20世纪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他认为，20世纪有两大重要政策，一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另一个就是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政策，这二者构成了整个20世纪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行动方案。他说：“一般说来，这个方案的贯彻实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伟大的社会改革的起因。这一任务，可以由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来承担，但是在欧洲大陆常常是由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做了这件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成了发达国家的共同财富。”
在西方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几乎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它们最初的含义都主要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都强调集体主义，强调集体行动。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并不矛盾。从思想渊源上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构成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核心内容的两大政策——凯恩斯主义和近代福利国家思想——的创立者凯恩斯和贝弗里奇事实上都是自由主义者。
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由于在该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并且极容易形成集体意识采取集体行动的工人阶级。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最基本的阶级基矗第二个条件是从总体上来说，资本主义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仍处于上升阶段，西方各国在绝大部分时期内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大蛋糕在总量上迅速增加，这就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矗第三个条件是苏联社会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巨大压力。1929-1933年当经济危机横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出现大幅倒退的情况下，苏联经济却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中，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明确地与苏联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工人阶级毕竟是一种鼓舞，对西方资产阶级则一直是一种威胁，这在客观上为社会改良主义创造了空间。霍布斯鲍姆把上述三个条件称之为社会改良主义的三大柱石。他在其题为《工人运动的世纪》的文章中指出：“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有了变化。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的同时，还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它在使传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也使传统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萎缩；它在使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的同时，还使白领职员在人数上逐渐超过了蓝领工人而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在英国，70年代初，白领职员1在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就成为了最大的就业群体，并且超过了全部就业人员的50%；到了80年代初，则超过了全部就业人员的60%；90年代初则超过了70%；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于80%。而蓝领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在80年代初就不到35%，90年代初不到30%，2003年已经不到20%。
虽然从理论上说来，白领职员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但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自我认同等各方面来看，他们与传统工人及蓝领工人毕竟有明显区别，特别是中高级白领职员，他们往往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这就是说，到70年代初，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根柱石已经陷落了。
70年代中期以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西方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英国经济自1973年11月起开始萎缩，1974年和197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而随着大批公司倒闭、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劳动力被抛入了失业者的队伍之中。从1975年底开始，英国的失业率突破两位数后就一直居高不下。在税基不断萎缩、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还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公共开支来安置大批失业人员。这就把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逼上了死路。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根柱石也随之宣告坍塌。
到了80年代末，苏东巨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威胁宣告解除，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根柱石也宣告坍塌。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苏东巨变之后，一直坚决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分享到预期的政治红利，反而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在进入90年代之后的各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接连失败，甚至在一直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最稳固的瑞典、挪威等国，社会民主党也失去了执政地位。在英国，工党自1979年下台之后，在1992年的选举中又连续第四次败北。
而在英国的政党政治框架内，一个政党如果不能执政，就意味着它无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将随之下降。如果它长期不能执政，则意味着它的政治生命力将寿终正寝。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工党不得不同其他伙伴党——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对它们奉行了多年的战略原则进行调整。说得直白一点：它们不得不改弦易辙，不得不接受变化了的世界的挑战。布莱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世界变了，而我们没有变革，那么我们对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将不再是原则而只是僵化的教条。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
怎样改革呢？布莱尔选择从修改党章入手。英国工党1918年通过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享受到最公正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这一条款一直被认为是工党对“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承诺。
而且，该条款的确是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时所推行的一系列国有化政策的理论基矗而现在，按照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观点，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如果继续坚持这一承诺显然毫无意义。因此，在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在布莱尔的坚持下，党章修正案获得通过。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
这样，工党就把对“公有制”的政治承诺弱化为实现“公平”这一价值目标的一种手段。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来说就是，工党就等于把自己的纲领完全放进了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工党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认可接受了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吉登斯对此曾作了明确无误的表述：“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还有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党章的修改等于正式宣告：工党已经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了。
仅仅修改党章肯定还不够。为了能够上台执政，工党还必须千方百计地争取更多的选票。而为此目标，工党还必须彻底改变自己“工人党”的形象。因为在英国谁都知道，工党本来就是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成立以来，工党与工会一直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人们通常把工党描述为工会的政治臂膀，而把工会描绘为工党的选举臂膀。在传统工人阶级占据全部就业人员绝大多数的年代，与工会的这种特别联系是工党成为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政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现在，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工会组织也日益分散，萎缩。工党虽然不会放弃它这块传统上最稳定的选民基础，但死守这一点显然既不明智，也无济于事。因此布莱尔提出，必须改变与工会的关系。
他认为，工会只是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工党不能只代表一种社会组织的利益，而必须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工党必须由工人党改变为全体人民的党。在1995年9月由费边社组织的纪念战后第一次选举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上，布莱尔公开号召：“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
这样一来，从党章到党的社会基础，工党实现了一次彻底的蜕变。布莱尔自己将其描绘为从老工党蜕变为新工党，而实际上英国工党是从工人阶级的政党蜕变为一个超阶级或跨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政党了。这样一个新的政党显然不能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老路，而必须走一条新路。吉登斯把这条新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他说：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从制度设计上就可以看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是一种“社会自由主义”。与传统的以改造乃至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这种“社会自由主义”显然更容易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接受。结果，工党终于赢得了1997年的选举，时隔18年之后又重获执政权。
二、“第三条道路”的实践
工党的战略调整对于赢得选举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来，英国的选民之所以选择了工党是由于对保守党的失望。
保守党自1979年上台伊始，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即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对振兴英国经济曾经起到一定作用。英国经济在1981年5月至1990年底之间曾出现了长期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当时被称为“英国奇迹”。但这个持续增长的势头在1990年4月开始回落。更重要的是，这场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实际上是对英国战后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福利国家政策的反动。由于福利国家的后撤，特别是由于自1990年4月之后英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1991年之后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使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1980-1990年间，英国的基尼系数从0.28上升到0.36。1990年4月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英国的失业率又开始攀升，到1993年底再次超过了两位数，达到了10.3%。在90年代初期，在富裕的英国居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其可支配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收入的50%(参见图1)。当时英国的媒体批评说：撒切尔革命创造了一个富裕的英国，但它同时又创造了一个贫穷的英国。撒切尔夫人被迫于1990年11月辞职。梅杰继任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失业、贫困、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排斥、社会紧张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新工党“第三条道路”之旅上的第一道难关。
按照传统福利国家原则，贫富差距和社会排斥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加大福利国家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要加大福利国家投入就意味着要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则意味对人们，特别是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们的积极性的打击，从而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据此，保守党多年来一直把工党讽刺为只会“收税和花钱”(taxandspend)的党。为了摆脱这一尴尬、消极的影响，在1997年的竞选纲领中，工党曾明确承诺，决不增加公共开支，决不增加税收。这样，工党等于给自己出了一道“无米之炊”的难题。工党是怎样破解这一难题的呢？
在工党的一系列政策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工作。工党认为，造成英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失业率长期以来居高不下，成千上万的人长期被排除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包括失业津贴在内的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为这些人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它同时又降低了人们寻找工作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努力。旧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从“社会安全网”变成了贫困的陷阱。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工党认为必须在观念和制度上同时下手。1998年4月工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的绿皮书。该文件强调，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从福利到工作(welfaretowork)。政府的责任是向人们提供有工资的工作，而不是提供有可能助长对社会依赖的福利津贴。只有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才应该得到国家的救济。为了落实这一原则，工党出台了一系列称之为“新政”的政策，其中包括：“长期失业者新政”、“青年新政”、“25岁以上者新政”、“50岁以上者新政”、“单亲父母新政”、“失业者配偶新政”等。所有这些新政大同小异，都包含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期限的全日教育或全日职业培训；第二，为雇用失业者的企业提供补贴；第三，为失业者安排一份社区公益性的工作；第四，为失业者提供一份环保组织的工作。失业者，特别是长期失业者和青年失业者，可以在上述四个选项中自由选择。当然在理论上也可以对四个选项均不接受，但其失业津贴比从前大大减少了。
为了进一步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工党政府还同时对每小时最低工资和每年的最低收入作了上调，从而确保积极工作的人在实际收入上比坐享社会福利的人要高。新政的实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英国的失业率由工党上台时的7..1%很快下降到2001年的5..1%。由于失业率下降，工党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也大大下降。而与此同时，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英国的国民收入也明显增加。虽然工党政府践行了不增加税收的诺言，税率甚至还明显下调，但由于就业人数的增加，纳税的人多了，工党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还大大增加了。
有了财政盈余，工党政府就可能对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的真正的贫困者，特别是那些确实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在这里工党政府也改变了传统的作法，不再简单地发放家庭补助金，而更多地采取家庭收入税收减免的方式，其指导思想依然是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保证每一个全日工作的人，特别是低收入的人能够得到高于社会福利水平的实际收入。此外，为了保证“单亲父母新政”的实施，工党政府设立了专门面向有儿童家庭的“儿童看护信袋”。为了保证贫困家庭的儿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工党政府甚至还设立了一个由教育部和社会福利部联合管理的特别机构——确保起点中心，其主要职责就在于确保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教育等问题上与一般儿童有同等的机会，以免形成新的社会排斥。再加上大幅度提高了伤残人员收入的免税额度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补贴等措施，工党上台不久，英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得到了明显缓和(参见图1)。工党顺利地闯过了其“第三条道路”上的第一关。由于赢得了选民们的支持，工党决定于2001年提前进行新一轮议会选举，结果不出所料地获得了胜利。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下，国家不仅必须保证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保证社会的凝聚和团结，并赢得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它还必须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即保证用来分割的大蛋糕在总体上不断增加。为此它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而在这个领域，工党没有任何突破，几乎完全照搬了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战后第一次选举获胜之后，工党政府通过八个国有化方案，先后在苏格兰银行、煤炭、国内运输、电力、钢铁等许多行业内对许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国有化企业一度曾占企业总数的20%。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曾掀起一股私有化浪潮，绝大多数国有化企业的股份都被低价抛售。此外，以保护劳动力市场秩序及保护市场机制为理由，保守党政府颁布了新的#就业法%和#工会法%，对工会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包括劳资集体谈判、罢工等等作了严格限制。而众所周知，国有化和工会运动恰恰是工党最根深蒂固的两个政策领域。新工党上台后对保守党在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明确承认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工党走的甚至比保守党还要远。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以单一规则通过货币的供应量来调节经济活动。但是，由于货币的管理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与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在有新自由主义改革急先锋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政府也未敢像弗里德曼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让货币按自身的规律运作，更未敢将货币管理的大权外让，而是始终控制在财政部手中。但工党一上台就宣布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由财政部转交给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则独立经营。财政部长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虽然定期会晤，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虽然由财政部提出，但包括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调整等所有具体措施则由政府决策完全转变为银行业务决策。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工党政府决定新成立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副行长等五位高级管理人员和由财政部指派的四位金融专家组成。该委员会必须每个季度向财政部提交一份经济发展和货币措施的报告。除此之外，该委员会每月的会议记录，包括各个委员的不同观点及表决结果等，在每次会议的两至三周内被公布。这样，货币政策的制定几乎完全透明，从而增加了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公信度和人们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英国选举法规定，政府可以在上次选举后五年之内的任何一天举行下一次选举。此外，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同以往的传统做法以及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做法相反，工党上台后企业所得税非但没有增加，其最高税率反而下调了3个百分点，由原来的33%降为30%，中档税率由20%下调至19%，盈利不足1万英镑的完全免税。上述这些政策对英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自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一直到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英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接近3%，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失业率也大大低于法、德、意等主要西方国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一度挤进了世界前十名的行列。
在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工党决定于2005年再一次提前进行大选，结果又不出所料地获得了胜利，并且创造了工党历史上首次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记录。
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
但2008年底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也遭到了重创。再加上工党政府内阁成员的一系列丑闻，在刚刚进行的大选中，虽然差距不大，但工党还是败下阵来，13年的“第三条道路”之旅不得不告一段落。
虽然未能顶得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工党在其执政的13年中，成绩算得上是“斐然”。问题在于，工党从理论到实践，似乎都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1997年当工党赢得大选时，英国媒体就有评论说：布莱尔赢了，但工党败了。执政13年后我们似乎可以说，工党成功了，但社会民主主义失败了。
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写道：“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病的运动在欧洲诞生。因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受资本主义之苦最深，社会主义的最初发展乃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民——专业人员与办事人员，小农与渔民，手工业者与零售商，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对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对人剥削的人具有号召力；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由上述宣言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以阶级或集体行动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新社会，这就是近代社会民主主义，至少是战后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成员党的宗旨。但这个宗旨在目前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显然已经过时了。然而在当时，在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由于人们对单个的人、单个的群体、单个的阶级甚至单个的民族的脆弱性有着切身的体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有着共同的厌恶，对团结、和谐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向往，因此，社会党国际的上述宣言在当时还是深入人心，具有相当强的号召力和说服力的。正因为如此，在英国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当时的反法西斯英雄，其政治声望如日中天的丘吉尔居然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工党领袖艾德礼。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工党提出的消除贫困、疾并肮脏、无知、懒散等丑恶现象，构建人人都能体面工作、体面生活的福利国家的治国方略，更能反映选民的需要，更能反映时代的特征。保守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1951年的选举中它在其施政纲领中几乎全盘接受了工党的社会政策。在赢得选举重新执政后保守党践行了自己在竞选中的承诺，除了在个别政策上有所调整外，几乎完全继续了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在公共住房建设上其步子甚至比工党走得还快。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保守党发言人、保守党政府财政部长巴特勒(Butle)曾得意地宣称：“福利国家不只是社会党人的发明，也是我们的创造”。英国媒体当时把这一时期描述为“政治共识时期”，并且发明了一个新词——巴茨克尔主义(Butshellism)，即由保守党领袖巴特勒(Butle)这一姓氏的前一半和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hell)这以姓氏的后一半组合而成，用以说明两党基本立场的一致。在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即西方福利国家大发展时期，在英国其实主要是保守党在执政。保守党之所以执行了没有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其根本原因在于，用达伦多夫的话来说就是，英国同整个欧洲一样，是处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
然而星转斗移。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工党执政13年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执行了没有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套用达伦多夫的话，其原因也在于世界已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纪。
如前所述，这个变化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从战后到70年代被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黄金时代”。以战后的欧洲重建为背景，这一时期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以充分就业、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由于汽车行业的流水线作业法最能代表大规模生产，因此，人们往往又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福特主义时期”。显而易见，在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条件下，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安排必不可少。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立了类似于我国计划时期的计划委员会等机构来履行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管理职能，关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福利保障等各种安排也很容易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
但是，自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用英国学者汤普森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自身的(成熟)”，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导致了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后福特主义的(适度生产、高失业、低增长和有等级的社会)取代了充分就业、高增长和扩大平等。在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灵活的二元劳动经济(人们可以不以通过工会获取工资关系的传统方式签订工资合同)以技能保障生产；个人的竞争取代了平等；传统的阶级关系被混淆了。
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规模缩孝生产单位分散、失业人数上升，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民主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急剧萎缩。不仅如此，在生产领域，它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计划不仅被看成是多余的，甚至被看作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灾难。自由竞争时期的那句老话这时又被当作经典：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一时间，私有化、放松管制、给企业松绑、把企业推向市尝让市场来配置生产要素等——即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事实上充当了这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急先锋。
通俗点说，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就像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BA)的各支球队，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的各俱乐部，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球员，知道该给哪些球员发顶薪，给哪些球员发底薪，同时也知道在与不同的对手比赛时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等等。政府要做的只不过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以防球迷惹事生非，而不必对球队和俱乐部的经营指手画脚，乱下指令。在整个经济领域，企业和公司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雇员，知道给什么水平的雇员发多高的工资，知道生产什么，知道怎样生产。政府完全不必过多干预。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民族国家事实上如同NBA的各球队和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的各俱乐部之间一样，处在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而“资本”则好比那些高水平的球员。任何民族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必须对“资本”客客气气，都必须营造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尽可能多地吸引投资，同时还必须生产出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竞争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由于世界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资本事实上已经实现了24小时内的全球自由流动，这就使作为福利国家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失去了用武之地。
而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机制。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社会不平等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原因。现代国家所能做的，是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原因。至于自然方面的原因，则是无法也不可能消除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或者全国职业篮球联赛上(湖人)队的主力队员。”用英国的例子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更不必说每个人都会成为贝克汉姆。福山的结论是，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须接受的，如果是为了自由。
因此，与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与社会民主主义针锋相对的个人主义。从洛克开始，个人主义一直就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原则上、在终极目标上并不否定个人自由，但在现实中，在早期资本主义，由于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严重对立，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无从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用血淋淋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个人生命的脆弱和能力的微校所有这些，都为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社会团结、强调集体行动、集体主义提供了依据。然而，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人们的各种后顾之忧逐渐减少，反而“乐不思蜀”，希望对自己的工作、家庭、发展机遇、生活方式等有更大自由，有更大的支配权。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个人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动力之一。福山曾援引尼采的观点说：如果没有一个人想被认可为比别人好，也不承认此类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善良的，则任何一个文明都几乎不会产生艺术或文学、音乐或文化生活。没有相当多的高素质人才选择国家机关工作，社会就得不到很好的管理，经济也就不会充满活力，手工业和产业也将会失去高雅和变化，技术永远处于二流水平，而美国在世界上之所以处于领先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为渴望被认可比别人更伟大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弘扬个性、强调个性自由、甚至个性至上的个人主义，很快演化成为一股世界潮流。甚至在中国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传统超强的国家，各种“个性化”、“人性化”的政策都变得处处可见。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在自由主义时代还会有左派存在，但他们“更倾向于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实际上偷梁换柱”，而不会对自由主义进行制度和原理上的正面进攻。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无论是哪一个或哪一派政党上台执政，无论是左派的工党、社会民主党，中派的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还是右派的保守党，它们在事实上都只能执行自由主义的纲领，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也难逃这一历史的宿命。
结论
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纲领和原则，工党在事实上也失去了自己传统的选民基矗由于只能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工党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工党在2001年和2005年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从而实现“三连冠”，连续执政13年，并不是因为“第三条道路”真的是一条新的出路，而是因为工党在其执政初期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比较成功，英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而当英国经济遭到世界金融危机的重创且迟迟不能走出低谷时，执政的工党自然难辞其咎。再加上从议员、内阁成员乃至首相个人的一系列丑闻，因此在刚刚进行的这次大选中工党的落败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种新的选择，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折衷，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诸多模式中的新变种。如果就最近这次大选的纲领与保守党作一下对比，还能发现工党还在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强调要消除贫困，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等等，从而与保守党还有一定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充其量可以把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