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创造，传统与创新

2010-11-26 作者：张信刚 来源：科学网

　　
　　各位，我跟朱清时教授共同参加论坛几次了，我的经验是，跟在他后面发言非常有挑战性。今天要讲创新，我这个战略位置既有利又不利，有利的在于我是上午最后发言的一个，可以为前面几位讲者做注解，也可以对他们逐条驳斥，这是战略优势。战略劣势就是，我在站你们和你们的午餐中间，所以我要创新，请你们花15秒到20秒的时间动一动，伸个懒腰，彼此看一眼，知道你旁边是谁，然后再聚精会神地听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从香港来的人讲话。
　　
　　首先我要说，朱院士刚刚的一段报告，虽然我有所耳闻，但是细节今天才知道。我诚挚地祝愿你能够成功。香港跟深圳，我相信在2047年之前，可能还不需要等那么久，就会整合成为一个大都会。我是1990年回到香港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的首任工学院院长，深知创建新大学的甘与苦。我祝愿朱校长成功。
　　
　　我的讲题叫《Creation，Tradition and Innovation》（创造、传统与创新）。
　　
　　首先我们看天地怎么来的，当然是盘古开天辟地，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开天辟地之后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有像《山海经》这样想象力充分活泼的有神话和对于山川、地理、历史、祭祀综合的学问；《山海经》是战国末期或者汉朝初年的著作，也是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下面讲的刚刚几位讲者已经讲过了，我看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或者是对人才培养着重的发展的起始点，它的盘古就是19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由清政府来决定用新式的教育，而不是用以前的私塾教育和科举的方法来选拔人才。
　　
　　第二个，就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这是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它的好和坏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的重要性不可否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有十年的时间限于基本停顿和不招生的情况，这是对于人才培养的缺失，诸位都知道，甚至若干人还是经过那段时间的。
　　
　　1977年恢复高考，也是一个里程碑。
　　
　　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也是很清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着这个，假如没有科教兴国的战略，没有人才培养的话，中华民族的未来会是一个不同的前景，这个很清楚。
　　
　　我这里刚好有一本1915年出的小学教课书，那是第一次用新式方法教育，这个教科书还是教育部选定的。
　　
　　现在讲一下传统固本，创新图强。
　　
　　印度现在发展的很好，他们的发展也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而来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在创新过程中都不能跟自己本身的文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决裂，然后再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社会那样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的基本传统。我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的一个朋友是希腊人，他4岁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念希腊神话给孩子听，说知道这些东西才是希腊人文化的基本。
　　
　　这是在法国一个很小的城市，就是当初邓小平去勤工俭学的城市Montargis；它的市图书馆上面写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口号，今天的法国是一个非宗教性的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们的文化号召。
　　
　　俄罗斯经过70年的苏维埃历代，现在看得出来，俄罗斯政府从普京开始，大家都很注重东正教的文化传统；斯大林曾当过东正教的修士，所以很能够掌握俄罗斯文化的核心与社会的脉动。
　　
　　美国很有代表性的是美式足球，既跟人家都不同，有创新力，但是又跟英国的橄榄球类似而打法不太一样。这里面有必须进取的一面、也有必须守规矩的一面；有野蛮的一面，也有输了之后就认输的一面，没有说输了之后就打群架的。
　　
　　刚刚《山海经》之外，我们的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的基本，即使在荀子时代，他跟孟子、孔子也不太一样。
　　
　　老子、庄子、墨子，以至法家，都跟孔子不一样。
　　
　　后来从西域传来了佛教，佛教思想在中国整个社会一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占据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地位，以至于今天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是完全没有佛教影响的。我们说好人好报，这就是佛教影响的表现。
　　
　　朱熹，是首先把佛教的思想和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合起来的人，他是理家的代表，或者说是新儒家的代表。但是这样一种思想到了19世纪的时候，由于世界交通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中国遭遇到的英国老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鸦片战争时，一个这么远的岛国，派了几千人的军队就把大清帝国打的没办法招架，这个结果使得我们民族反思，所以才有了办招商局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好坏这里不去评论它，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一定认为在传统基础上才能有所发挥，不是说把自己一下都切断了，根都斩断了，决裂了，这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着重要讲的就是科技可求、文化难仿。
　　
　　科技其实是带领整个人类向前进步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当海水逐渐高涨起来，冰川退了以后，一万两千年前首先想到能够用新的一个工具去捕杀那些已经逐渐减少的动物群的狩猎者，那就是科技的表现。但是科技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人类需要生存，以及建立在文化基因上面。我现在讲的文化不是陶瓷艺术的文化，我讲的是价值观，是个人基本的思维模式、社会大众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在这个前提下，科技是一个社会进步最集中和最明显的表现，但它的底蕴和动力是文化。所以当我们讲到创新人才的培养的时候，假如不讲到文化的环节，只是看事务性的如何去教你，比如哪个大学为了教你如何创新，开一门创新速成课，肯定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一个15世纪的波斯的插画家的一幅细密画。这个人是跳出框框来思想，他是替人家画插画的，他画的小一点，经常讲跳出框框来思想，他用他一系列的插画或者书法展现出来他是想要跳出框框来思想的。
　　
　　中国有嫦娥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她绝对是跳出框框来思想的；她那时候不知道地心吸力、也不知道万有引力，但能够想到她要到月亮上去，绝对是跳出框框来思想的。后羿射日这样的神话，也说明了我们的先人是富于想象力的，不都是一五一十循规蹈矩的想法。
　　
　　到了15世纪的时候，意大利有一个人叫达芬奇，他不止是想到要脱离当时还是不知道的地心吸力，他还设计了飞行机，做了草图，想要冲天。由于他对空气动力学不理解，所以他虽设计了一个草图，还是逃不出地心吸力的限制，没有飞起来。
　　
　　这幅画是《万户飞天》。中国的万户比达芬奇还要早50到100年。他他索性就在椅子上绑了几个捆冲天炮的炸药，结果也没有飞起来。香港城市大学一进门的两幅壁画，一个壁画就是《万户飞天》。
　　
　　刚刚说张杰校长解释交通大学里交通两个字的意思？我在内地这些年来听到人家对香港城市大学的疑问中，最多的就问你们在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之外还有什么专业，你们所有的学生都是学这个的吗？我告诉大家，城市大学是在英国人的思想下想出来的名字。当初在伦敦由一些不同的给贵族子弟读书的学院（如University College, Imperial College 等等）组成的大学叫伦敦大学；到了19世纪的时候许多人觉得也应该给平民在伦敦的城里设立一所大学，于是就有了伦敦城市大学：它是在城市里面，是给城市老百姓开的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正好在香港的正中间，而且主要的学生来源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所以香港城市大学的意思就要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
　　
　　稍微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地球的整个未来影响最大的变化。从 1900年的普郎克量子论，到雷达、抗生素的应用，到原子弹，到1946年的电子计算机，电视的广播更是电磁波的广泛应用，到半导体，到激光的出现。到 1963年同一年里面有集成电路的出现和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后者是今天快速进步的生物技术的基础。就在差不多那个年代，由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认为里申科的遗传学是对的，就是说环境影响遗传才是最重要的，主张基因影响遗传十分重要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摩尔根学派被批判的很厉害。现在经过这四五十年来DNA的重要性以及科隆技术的成果，谁对谁错已经一清二楚了。1971年微处理器和互联网出现。1984年微电脑，文字处理。1987年移动电话。1994年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当工学院院长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万维网这个中文词，连WWW都是那时候刚才知道的，现在中国人上网已经全世界第一了。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地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如此之大！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哪一个项从亚洲开始的？没有一个，这一点就是我要跟大家共同思考的。
　　
　　我们看看今天大家穿的衣服，就知道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异质文化没有很强的排斥性。这是从唐朝到宋朝，到清朝末年，到今天一向如此的。 所有的外来文化是不是能像佛教那样深深的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机体里面，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可是我相信对于近代科学和对于科学的方法论，在最近的一两百年的努力之中，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国社会的机体，因此我对于创新是有基本信心的。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马上就完全接受的，这一对20年代的夫妻，丈夫去当了西医，他穿的衣服就跟当时欧美的人衣服差不多，太太是小脚，后来好像解放了，但还是小脚，还是穿着汉装。他们的孙子正站在你们的面前跟你们讲话，所以他就深深体会到文化对于创新图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做校长的时候，我共做了11年校长，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在内地甚至不少博士论文里面都已经在讨论了，我自己多说的话好像有点老王卖瓜。由于我是创立者，也是校长，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的第一讲是由我主讲，题目不是老子、墨子，而是讲《从活字版到万维网》，活字版印刷术是我们中国被宋时候毕升发明的，那个时候显然我们没有创新危机，因为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是在宋朝，其中只有纸是汉朝，因此宋朝的时候是没这个危机的。一千年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危机，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传播中国文化一定要用万维网，一定要拿创新万维网的精神来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中心开篇的第一讲，后来有幸这篇文章收录到《中国人文大学启示录》里面去。
　　
　　另外，像朱院士说的，我也认为把大学分成一个系一个系的，是当初工业革命时的想法，分工是有效的办法，所以把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心理系都分开，但是怎么能够让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不交往，不交叉？这还不要紧，我们过去还有焊接学院只管焊接，印刷学院只管印刷，那个是苏维埃模式，分工太细了。因此在香港城市大学，在我的倡议和奔走之下成立了一个“创意媒体学院”，创意媒体学院4亿5千万的大楼马上就要盖起来了，而且主要是以实际的经验去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一群学生共同从事一些课业，比如说拍一个片子、编一个下故事，这里不分导演系、编剧系、演艺系和摄影系等等；因为有了系也没有用，我们的友校之一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现在最著名的导演张艺谋是摄影系毕业的。这样系的划分，只是便于管理，对于学生并没有影响，所以我筹创的创意媒体学院不分系，每年招那么多学生，不同的老师带着他们做不同的东西。
　　
　　在我心目中什么样的是创新人才，大家有没有共同的了解什么样的叫创新人才呢？我认为：
　　
　　第一，发现自然或者社会现象，并且能够认识到它的意义的人是创新人才。牛顿、爱因斯坦，不用说，亚当史密斯、马克思也是，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他们看到社会现象。
　　
　　第二，把既有的原理或者材料加以组合，使之具有新用途者。我作为生物医学专业，就是跨学科，我很高兴的那年就是1982年，第一次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师，他就是用计算机扫描做医学诊断，就是现在用的CT。他是把扫描和计算机的技术用在病理诊断上面，扫描仪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发达的程度了，这是两个工程师做的，他们并没有发明计算机，也没有发明扫描仪，更不使诊断专家，但是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扫描用在人体的器官上面，这也是一个创新。
　　
　　第三，从似乎无关联的现象中间查到有关联的地方。我这里想到第一个是X光的发现，那时候照相是要用底片的，底片很贵的。有一天天气阴，用底片划不来，摄影者就把底片放在抽屉里，过几天难出来，觉得怎么感光了呢？ 后来思索，从一个无关联的事件中偶然想到，是不是有一种人眼不能见的光呢？我经常看到的是很亮的光，是不是有不能亮的光呢？这个就是X光的发现，X光的发现是从事摄影的物理学家发现的，并不是说先有计划说我要发现一种不能见的光，并不是这样的。
　　
　　创新人才，在我看来就是经过一定的思索。第一，好奇心要强，对什么都有点兴趣，不是说我研究自行车的车轮子就只懂车轮子，别的都不管，但是他从自己从事的领域兴趣要特强，比一般的好奇心都强。
　　
　　第二，坚毅、乐观，个性比较突出的，他不是人云亦云，假如你一句话把他驳倒就不干了，那些人是创新不出来的。
　　
　　第三，我看到真正有成就的创新者，都不是那种标新立异孤芳自赏的人，你想做一个前人未做的事情是可以的，现在行为艺术家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前没人做过的，他们只是说别人没做过我就要做，那不一定是创新，因为对于他自己说有意义，对于发现人类的真善美有没有好处，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不管是做试验、做企业还是做其他的，都需要团队队员的合作，所以应该是能够善于跟他人沟通的，至少你的理念要讲给别人听，你的理念都说不清楚，都在你的脑子里，你创新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所以要善于跟他人沟通的团队合作者才行。
　　
　　下面我想说一下我刚刚提到的一点点，这一百年来甚至两百年来主要的对人类影响最重要的是科学创新，都是欧美人士，少数的可能在欧美长期受教育或者住在那里的。日本是全亚洲工业化最早的，明治维新以后到现在工业化已经将近150年了，他们的工业非常好，他们也有很多新的牌子，像索尼，但是新的理论、新的东西，不管是传真机也好、数码相机也好，都仍然是别的国家首先创出来的，他们加以应用、制造、改进，固然非常有用，在经济学上、外汇创收上有用，但是还不是实质上的创新。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东亚区域还很少出现重要的科技创新，或者技术突破或者重要学说，这是偶然的，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制度，由于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创新呢？
　　
　　讲到教育制度，作为一个教了41年书的人，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其中有三个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仍然很重要，仍然有必要我在这个地方把我自己的感受再说一下。
　　
　　首先，对学生作业的时候不要一律是是有固定答案的，给学生做一些能够自我发挥，作没有固定答案的作业。
　　
　　第二，因材施教。刚刚李政道老前辈说了有的教授尽管忙，但是对学生因材施教。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谁对我们的影响最强，那些老师多半是无私地把他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的。如果他下了课就走人，课堂下也见不到人，这样的老师不会是学生日后会感激的人。
　　
　　第三，我刚教书的时候，由于我自己刚拿博士，成绩还不错，所以我老觉得学生差，怎么我讲了半天你们都不懂，后来慢慢才发现，原来是教的不得法，或者说我跟他的背景有一短距离，所以我觉得应该显而易见的事情学生们不见得显而易见，因此就有问题了。慢慢发现，我是受聘作为一个教员，不是因为我会教，我会教有什么用，我受聘作为一个教员在大学里，是因为学生需要学，我能让学生学到，不管我教的好和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学生学到才是我的任务。要留没有固定答案的作业，要因材施教，把重点放在教，把教放在学。
　　
　　教育者应该做的：
　　
　　第一，不要拿太深的学问吓倒学生，吓倒了之后兴趣就没了，之后就不能理解和创新了。
　　
　　第二，学生们当然没有老师能讲。要是学生年纪跟你一样，你讲不过他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他比少了20年、30年的经验，当然你一定是讲得过他，可是问题就在学生他在成长过程中间他有些意见，在你看来未必是成熟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一点点小小的细微的真理存在，你就不应该随意的批评他，把他积极性或者自尊心、自信心一下子抹煞掉。这点很重要。只要学生讲的不是完全是荒谬的、完全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就不要随意的批评他。
　　
　　第三，要特别的跟内地的同事们分享，因为这些年里我在内地来很多次，最近三年来我在北京大学任课，我觉得很多教学者都很忙，因为他出名所以他就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名下，这个情况下，他没办法花时间一个一个的好好带，他就把他的学问好像分成28块，每一块分给一个学生做，这个人做这块、这个人做这块，在他脑子里有一幅拼图，学生没法看到他的拼图，只知道这块，而且思路必须跟他一样，不然就拼不起来了，28块拼成一个图画老师脑子里是有的，但是做论文的这个学生，拼第7块和拼第26块的人是不接触的。老师发现了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搭不上，就硬把他们放到自己的思路上去，这样学生的发展就超不过老师，如果学生的发展永远超不过老师，这个社会怎么进步呢？
　　
　　还有一个看法，等于为刚刚几位讲者做注解，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改变一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希望大学的教师能够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尊重。
　　
　　讲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从浙江一个小镇里面出来的女研究生，她有一次跟我谈的时候，她说她的祖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祖母说你都大学毕业了，怎么不去当官而要去念研究生，念研究生的结果你自己说将来只是当一个大学老师，大学教师怎能比当官的好呢？她的祖母对她有点失望，她很痛苦。她的外公有文化，又是另外一个想法，说你一个女孩子念了博士，将来没人娶你，怎么成家呢。她的困惑问我了，我对她的家庭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她答案。我希望大学老师受社会尊重，就没有奶奶或者爷爷说，你进政府将来要当官的，为什么念一个博士将来教书呢。
　　
　　很重要的一点，谁都不能只靠清风、明月来吃饭，谁对自己的子女都有殷切的希望，太过望子成龙是不好的，但是说对自己子女没有期盼那也不是社会一个常态。所以我觉得大学教授应该有一定的追求，比如说在欧美国家，一般达到，在香港也达到了，就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不是很了不起，但是他的生活可以让他无忧无虑的过日子，生了病可以看病，小孩可以念书。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上必然有一部分人把追求真理、把创造学问、把传授知识作为他人生的兴趣、人生的志向。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学的教员们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他们的作用。
　　
　　假如他们都不晓得自己小孩子能不能交得起学费，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生了病能不能看得起病，当然要做很多其他方面的，人际的交往、兼职等的事。我在美国教书21年，美国的很多大学城就是一个小城，很多人不是说不知道换一个职业到华尔街去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那些钱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只要有一个一般来说过得去的生活，子女教育有保障了，他就把他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他所追求的学问上，追求学问或者传授学问，他自己感到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带给他的快乐比在华尔街开一辆华贵的跑车要好。假如说，在大学城里的人都是这顿吃完不知道下一顿哪里来的话，他是不能那么超然的做学问的；肚子空着也要做学问，像陈景润那样的人是少只又少的。
　　
　　第三，由于我前面讲的，我希望创造一个社会环境，让大学老师们，不管是管行政的还是教研第一线的，都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专业上，不要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跟专业不是直接有关的社会应酬或者其他的上面去。我从72年第一次回国，78年以后几乎年年都回来，这么多年的观察，我觉得许多有才华的人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他们没有真正的把他们全部的时间或者主要的精神放在专业上，这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利的。
　　
　　培养创新人才的社会条件包括：
　　
　　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意见的自由表述。
　　
　　第二，要重视有创造力及勇于创新的人。
　　
　　第三，给失败过的人第二次机会。创业失败一次的，大家以后就钱也不借给他了，跟他不沾边了，家也成不了，这样让创新的成本就太高了。比如说在美国有《破产法》，真正按照《破产法》去做，即使你破产，你还能东山再起，可是在我们东亚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一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第四，对艺术与科学成就的评价基于互相比较与公开讨论。即使公开讨论即时没有答案，后来也会有答案的，比如某些画家死后觉得他好，不要紧，不要当时有钱的人或者当时哪个主管说，这个行，那个不行，那是不对的。
　　
　　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几点。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其他民族历史的了解，我认为中华文化因素中间没有阻碍创新的基因，这点是非常庆幸的。如果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有这个基因，要想克服这个基因就难了。但是我们需要有激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制度，让创新能够可以实施和得到保障；包括社会环境里面要允许失败，允许这次不成，十年之后还可以有机会。目前社会现象倾向于浮躁，倾向于急功近利，网上或者社会上倾向于说 “宁愿坐着小轿车哭，出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样的思想对于创新文化的建立绝对不利。
　　
　　总体而言，我跟前面几位发言人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做不可，而且是可为的，但是要看我们怎么做，所以叫做“事有可为，事在人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