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般被认为是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为经济学戴上了科学的光环，经济学被推崇为 “社会科学的明珠”，但问题是，这一奖项在实际运作中真的促进经济理论实质性进步了吗？它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了吗？
一、一份20世纪伟大经济学家排名表
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众多流派，那些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都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都将自然科学当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都热衷于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实际上，正是在数学工具这一共同媒介下，理性建模和统计实证构成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它们主导了主流院校经济系的主要研究方向。
2006年，欧洲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杂志（Post- 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根据网络调查，获得了的一份有关20世纪100位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表（详见《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2006年2月第36卷）。这里的“伟大”主要是指，他应该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而不是指对经济学这个职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投票方法是：每个投票者选出他认为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前5位，并且给最高的5分，第二位4分，……最后一位1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投票少于5位。共有1249 订户进行了投票。尽管这样的投票并非完全科学和客观，但投票结果反映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仅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名单中，而不在其中的则有36位；不在此名单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都是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的学者。
出现这一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单独设立经济学奖项，在很大程度是二战以后国民经济日益计划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资本的配置这一工程学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来看待的。正因如此，早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康托罗维奇、库普曼斯等人，他们的成就都与经济计划有关，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而且，由于从事数量分析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并逐渐控制了经济学界，经济学的走向也为这些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人所控制；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也大都是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当然，随着计划经济问题的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场的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授予的领域逐渐扩大，但定量化和精确化还是控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意识形态。
二、排名表引起的主流经济学反思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其所衍生出的经济现象的学科，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市场和组织等。显然，人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其行为深受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相关制度的影响，这与以自然物为研究对象的天文、化学、物理等学科，以及以一般生物为对象的生物学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偏偏要借鉴和照搬这些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以所谓的“硬”科学自居。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极度简化，从而推导出许多在无人的环境中才能存在的所谓原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脱节，以致热衷于以非常繁琐的数学方法来证明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譬如，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政府、社会大众乃至经济学界重新关注失业问题：一方面雇主往往难以找到所需要的员工而出现缺工问题，另一方面有技能的劳工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其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市场提供的信息不可能完全，搜寻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个人成本。 如果一般人由此宣称他有了重大经济理论突破，那么他可能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嗤笑。但是，当这个问题被现代经济学长期忽略或视为“伪”问题后，一个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运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证出来时，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等获奖的贡献主要就在于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曾指出，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很难的，它却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根据这一看法，显然在当前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相反，不懂数学或者数学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样可以搞经济学研究，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因为他们同样可以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譬如，历史上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那一大批经济学大师，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社会科学，他们的思想见解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至今依旧源远流长。不幸的是，当今经济学界懂数学而不知历史为何物的经济学者却所在皆是。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些人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思维的传世机会看来还是零。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自斯密以来就是一部经济学相互争论史：这种争论不仅体现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萨伊和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之间，而且也体现在西斯蒙第、德国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一些新兴的边际主义者更是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例如，数量经济学先驱古诺坚信，将微积分运用到经济学分析中会有很大的作用，他运用数学分析撰写了经济学论文《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从而成为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这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创新方法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兴趣，为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地阐述这种数理分析的意义，不仅试图通过简化数学的使用而让人更容易接受，而且还努力影响周围的人。
与早期经济学这种“有心栽花”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成了数学家的“无意插柳”。以致有人这样说，如果你要在经济学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去读数学，而不是读经济学。问题是，尽管很多数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无意插柳”之作，但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追逐的“圣杯”，这种有利于数量经济学的评价体系使后人在数量道路上“刻意栽花”。于是，这个奖项进一步激励经济学朝数量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完全混同了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一般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数量经济学的强化作用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者，获奖能带来巨大学术声誉和丰厚物质财富，这必然激励众多的经济学人为之奋斗；二者，这些巨大学术声誉使得诺贝尔奖得主们可以培养更多有类似研究倾向的学者。事实上，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题，那些追随者们也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 “领域”：学习、传播和发展。而那些奖项的得主，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则心甘情愿地被其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和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
尽管美国社会存在众多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他们垄断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但试问：美国经济在他们的“治理”和“良策”下运行得如何呢？持久的失业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经济的萧条，2007年爆发的深度危机等，已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所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认为近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用，在经济坏的时候会起到负面作用”。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开始质疑这些奖项的评审，因为这些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大了经济学家的世界声誉，但导致了经济学几乎没有实质的理论进展，而且现实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
事实上，一批“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就对当前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如，皮特·肖德鲍姆(Peter S?derbaum)说：“将经济学限制在新古典范式内意味着强加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限制。经济系成了政治宣传中心”。吉尔弗雷·赫杰森(Geoffrey M. Hodgson)认为：“因为数学已经淹没了主要大学和研究院的课程，经济学系学生既没有受到鼓励也缺乏装备来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唐纳德·吉利斯（Donald Gillies）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一种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类比的误导。”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原话中反思现代经济学。弗里德曼说：“经济学正日益变成数学的神秘分支，而不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学科。” 科斯说：“现存经济学是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理论的（即数学的）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里昂惕夫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一页接一页地充满着数学公式……，经济理论继续一年接一年地产生数理模型及详细地探究它们的形式道具；计量经济学家们则将所有可能形式的代数函数套到本质上相同的数据集合上。”索洛则说：“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的任何方面的问题，他的反应将是：假设我们将这个情形模型化，而后看将会发生什么。”
相应地，2001年6月14日剑桥大学的27位博士生发表了公开信，强调“经济学正为对经济现象解释和分析的单一方法所垄断，这种方法的核心就在于依赖于一种正式模型推理，它被认为是正确的研究方法，但却不重视相关的现实证据，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杂志、教师以及课程都指向这个方向”，“这种形式分析对理解经济现象的一般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 2001年7月，来自24个国家的学生、研究者和教授聚集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大学讨论经济和经济学现状，后来发布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宣言”，强调：受缺乏历史分析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限制的经济理论，只能对复杂的经济行为提供有限的解释。经济学狭隘的分析方法降低了它针对现实制定政策的能力，也降低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对话的能力，因而“所有经济学系应该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促进了经济学大师的产生了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思潮中，由于数学的大量引入，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自然科学的产物，但经济学毕竟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一奖项的激励反而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学等攀亲，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萨缪尔森就曾指出，在这个专业化时代，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些奖项的设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遭受了进一步误导：在这一奖项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史学家，但此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却越来越多的是数学家；相应地，经济学“科学化”取向日益加深，以至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经济学也越来越像自然科学。
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的经济学家往往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尽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要远比那些技术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重要。譬如，琼·罗宾逊夫人就曾在垄断竞争、价值和价格、收入分配、资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军备竞赛、宏观经济政策等众多领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却一直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术认知和研究思维两个方面：一者，她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改造现实取向，这脱离了主流经济学家注重解释的理论框架；二者，她的研究思维新颖别致而富于感染力，这与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的分析方式不相符。同样，尽管老制度经济学的复兴者加尔布雷斯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著作，但由于他热衷于使用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并毕生都在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从而也就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曾中肯地评论说：当我们的数理经济模型变成垃圾时，人们还在读加尔布雷斯的著作。
正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远不如我们想象的以及主流媒体吹嘘的那样大；而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经济学界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但设立之后思想大师反而急速减少了。
霍奇逊曾说，“马克思提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认知，凡勃伦致力于探究经济演化和制度变迁，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就业的病理学，熊彼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契约而突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应得的荣誉”，但是，当前那些获得极大声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我们的认知提供了什么，又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呢？难道就是凭借一股工具理性创造出各种水晶球般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难道就是把社会发展交给那些充满功利主义的赌徒手中？
痛定思痛，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很大程度上就肇始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险模型”，同时，正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辉，金融机构大肆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品，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关系愈发脆弱。台湾《经济日报》2010年10月13日的社论就指出，现代经济学“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试图‘虚拟实境’的‘拟真’人工智能”，而且，“如果1968年瑞典央行未曾多事地为一个稚嫩的‘拟真科学’设立诺贝尔奖，或许金融海啸在 2008年不致造成，而事发后也不会引发政府种种过当作为，酿成严重的后遗症，令经济迟迟不能回归正轨。” 因此，无论是从本源意义上还是实践功效上讲，人们不妨思考：如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