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拥有学术自由才使美国的大学办得这么好
2010-11-22
作者：佚名
来源：21世纪经济
56岁的莫顿·夏皮罗，清楚地记着自己的学校里有多少位中国学生。“西北大学有435名学生来自中国，”他笑着说，“我为这些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莫顿·夏皮罗，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历史上第16任校长。西北大学距今已有159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一所世界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其莫迪尔新闻学院（MedillSchoolofJournalism）是全美公认的最出色的新闻学院，培养了近20位普利策奖得主；而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SchoolofManagement）更在全美商业学院评比中力压哈佛商学院荣膺冠军殊荣。
夏皮罗本人，则是美国高校经济学教育领域的权威之一，其学术研究以高校金融、融资以及教育成本与学生补助的趋势判断见长。他曾任南加州大学经济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并在2009年9月1日开始了自己在西北大学校长的任期。与此同时，他还是西北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并同时供职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和教育及社会政策学院。2010年，夏皮罗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我来过三次中国，每次都与中国高校有合作”，一头白发的夏皮罗斜依在椅背上，轻松地回忆起自己与中国的几次相遇。他坦承，20年前访问中国时根本没预见到日后所发生的这种“令人震撼”的变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承诺”。
“学校的管理者与教授是合伙人的关系”
《21世纪》：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以及学术自主（Academicautonomy）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大学所存在的根本基石。而在大学中又存在着两个群体，一个是以教授为主的学术群体，一个是以管理人员为主的行政群体，这就涉及到两种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您如何看待学术自由与学校管理之间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的话，您又是如何协调的？
夏皮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你可能猜到了，在我的经历中，学术自由和自主在美国并不是大问题。美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大学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想做什么，美国在学术自由方面有很长的历史。在美国的大学中，即便你是校长，但有些事情也是不可以做的。作为西北大学的校长，如果教授来问我，学校金融投资方面的事务，我可以告诉他；问我谁来做毕业典礼的发言人，我可以告诉他，这些事情我可以决定。但我不能决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教授们教什么，这个我就不能管，我不能说对这个课程进行修改吧，除非获得教授的同意。
所以，美国的方式是，学校的管理者与教授是合伙人的关系，我们共同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对学校进行管理。我们必须依赖这些教职人员，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保证学校具有高水准的研发水平以及教学质量。学校的管理者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请他们就如何把学校建设得更好来献言献策。
至少在过去60年间，无论是在发展学术还是在科学研究上，美国的大学都做得不错。有时候我们坚持发展学术，政府和捐款人可能会不高兴，但我们还是坚持。在美国，我们都意识到教授是大学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非常推荐这种学校管理者与教职人员合一的合作管理机制，这对整个大学的正常运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这种形式对中国大学也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的大学拥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21世纪》：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现在正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行政级别？因为，在中国据说是为了确保大学校长能够向政府争取到更多的办学资源，政府就给予这些校长一定的行政级别，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是副部长级别的。不过，这样也造成一个问题，中国大学更像是一个官僚体系，而不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对于您的中国同行的困扰，您有何建议？
夏皮罗：你知道在美国有3600所大学，其中一部分归国家所有，是公立的，一部分是私立的。公立大学倾向于找商人来做校长，但私立大学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是教授或研究员来做这样的岗位。你知道我现在的本职是经济系教授，也是教授们推举出的经济系主任。我个人其实对管理没兴趣，南加州大学给了我第一个系主任的职位，从那时开始，我才接触管理。在一些国家，有的人认为担任类似的职务是很好的事，因为可以和政府走得很近，可以筹款等，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一些公立学校有全职的校长。但美国一般的模式是校长属于教职人员，我仍是经济系的，仍要教课，但我也兼任校长。我知道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模式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西北大学一年的预算是16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政府的研究基金。虽然如果与某种政治因素结合的话，筹款可能更容易，但我们之所以能从政府获得5亿的研究基金，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化学研究中心，我们有最棒的经济系，这些跟政治都没有关系。
当然，作为西北大学的校长，我也要去华盛顿，我也谋求有一个很好的政府关系，我们专门有负责政府关系的工作人员，他会和我一起去华盛顿，我也会向国会山的议员们作演说，因为我是校长，就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不过，任何一所美国高校的校长都会做类似的事情，无论是哈佛的校长，还是斯坦福的校长，我们都会经常去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之间是彼此依赖的关系，这不是说校长要有什么特权来这样做。此外，我们还有自己的校友网络，当我去华盛顿或是其他地方时，有些官员是我们的校友，他们熟悉自己的母校，他们也会给予母校一定的帮助，这并不是因为我有部长或是其他什么行政级别。我不知道中国大学的校长是怎么做的，我猜就像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国家那样，在中国政治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部长的头衔？
《21世纪》：中国大学目前还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办学自主权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招生、聘请教师、预算、学科设置等，都需要中国的教育部来审批。美国的教育部跟大学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您看来，政府主管部门与大学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夏皮罗：一般情况下，对于美国的私立高校，政府是不会过问，甚至公众也不会过问，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教谁，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美国高等教育，是由一个大的系统来构成的，包括了3600个营利及非营利、公立及私立大学的联合。在大学自主权方面，我们比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做得都好，我们的大学拥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美国也有教育部，且这个部门非常庞大，但美国教育部认识到，正是因为美国大学拥有学术自由，才使得美国的大学办得这么好。上海交大有一个世界大学的排行榜，这是一个比较站得住的排名，在排名前50名中有36所大学是美国的大学，我们西北大学排在第30位。一个国家的大学如何可以在世界前50名中占到70%？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有学术自主权，政府不会对我们说谁应该怎么做，不会说教什么，谁该来教，怎么教等问题。
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
《21世纪》：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所谓的“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建设，并为此提供了大量的金钱。但是熟悉中国高校的人士多认为，目前中国大学距离所谓的“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您跟中国大学有过一些接触，在您看来，中国大学若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夏皮罗：我和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都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跟中国官员会谈到中国怎么建设像美国大学那样的一流大学，不过很有趣的是，我在跟印度教育部部长会谈时，他会跟我探讨印度的大学该如何做才能达到中国一流大学的水准。其实，中国的朋友要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速度是非常显著的，你们有不错的规划，也有非常好的远景目标。
至于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尝试多建立一些私立大学，政府可以为这些私立大学设立一些专门的基金。其次，我们也看到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几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而且这些学校越来越好。我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看，只有提高接受大学教育的民众的比例，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更好更快发展，但从短期看，提高受大学教育民众的比例，需要花不少钱，这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个关系要认识清楚。第三，美国正在做的是扩张那些很好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其他不错的学校，现在美国公立、私立大学加起来有3600所，其中150所是纯粹的研究机构，与其他的大学都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可以走这条路，你们可以建立更多的普通的大学和学院，但同时要确保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的高品质，让他们能进入到世界大学排名前50强的名单里。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政府能够给予中国大学校长更多的办学自由，中国的大学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些简单化？
夏皮罗：拥有足够的学术自由，确实是美国大学教育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作为大学校长，我们拥有学术自主权，没有来自教育部门太多的管束。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学的模式也各不相同，我从不认为中国需要全盘复制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我只能说美国教育体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自由自主、极少的政治约束以及校长与教授合作的管理机制等。
（马成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