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点
2010-11-15
作者：南方朔 蒯大申
来源：社会科学报
小引 为期184天的世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其传达的城市理念却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在城市日渐成为地球负担的今天，探索如何营造城市空间与秩序，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和谐，让城市成为诗意的栖居所，成为后世博时代我们思考和实践的方向，这也成为沪上“四城论坛”的会议主题。
台湾
寻找“巨大主义”之外的生产生活方式
台湾著名评论家 南方朔
●“巨大主义”的体系一经确立，有很多东西并不能完全配好，只好将利益私有、成本归社会，导致公害到处都是。
●城乡问题、工业问题和收入悬殊问题，我们都要尽可能地去找新的典范。
“转型”一词近年来在全世界很流行，而且会继续流行下去。例如，环境要转型。事实上，从1971年开始地球已经超载运行，最新的环境学研究成果认为地球已经超载20%，所以才会有天气异变之类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城市已经变成人类最大的负担。我们人类用很多资源来滋养城市，利润归城市所有，成本却都扔到乡下去，利润只被城市中的很少一部分支配者享有。
事实上，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转型。从二战后到上个世纪末，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以美国为原宿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系统极为特殊，是一个强调“巨大主义”的系统。现在，美国已经将这个“巨大主义”让位于中国。例如，郭台铭的工厂能容纳130万人，他经营的简直是一座城市。“巨大主义”的体系一经确立，有很多东西并不能完全配好，只好将利益私有、成本归社会，导致公害到处都是。
台湾：已进入大转型时代
所谓转型就是旧有的体制和框架不再适合当下的现实，不适合当下的价值观念，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不符合自由平等；人们面对生活方式的新选择。因此应该去寻求一个新的思考点、一个新的系统。
现在的台湾就处于转型当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台湾的城市往乡村扩张，要把老百姓的地拿走，老百姓认为最基本的生存权遭到了侵害，所以发生了很多群众运动，其中还涉及到土地政策、土地征收、公权利、生存权、粮食权等问题。台湾出现大规模的笼地运动，并引起很大的公害——城市人享受却把害处丢给乡下人，这是很不公平的。这就涉及到产业模式、产业的管理是不是要调整，是不是要市民去监督工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杜邦公司是接受当地居民监督的。不要以为监督工厂要有多么高深的技术性，老百姓监督就可以牵涉到产业、技术、科学等方面。事实上，台湾民众事件频发，会解读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预兆，不会解读的人认为是老百姓在闹事、在向政府要钱。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是种预兆。在过去的半年里，台湾遍地烽火，快把政府烧垮掉了。原因是什么呢？这事实上暗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如果政府有智慧判断台湾要转型，那就应该在政策上作出适当的调整。问题是，政府认为老百姓在闹事。
尽可能寻找新的典范
“四城论坛”已经开了12年。之前，我们谈文化、谈表演，好像都是在以前的框架里谈。现在，大转型的时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性。我们不是美化过去。不过，古代的欧洲城市非常有人文气息，每到傍晚水池边就飘出咖啡香和蛋糕香。等到了晚上，店主就会将没有卖掉的咖啡和蛋糕送给水边的旅人。这是极具人文气息的价值观。而且，当时城市被定义为碰到陌生人的地方。可是，我们一度觉得陌生人是很恐怖的。
意大利的一个思想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2/3社会”，社会当中2/3的人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好处。他认为，1/3的人没有分享到这里的好处是因为能力差、竞争力不足。但是，如果2/3的人不去顾及另外1/3的人，那么我们讨论世界上的好多事情，讨论世博，可能意义就不大了。
最近，我花很多时间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影响到了同为苏格兰人的卡内基。他认为如果自己带着如此庞大的财产去见上帝是种耻辱，所以将钱拿出来做慈善事业。这是很好的价值观。在整个世界的转型期，我们不应该是反对哪些东西，不要哪些东西，而是要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新的选择。所以，城乡问题、工业问题、资本主义问题和收入悬殊问题，我们都要尽可能地去找新的典范。比如城乡问题，好像处理得最好的是意大利。到现在为止意大利还有1500个左右的乡镇居民依靠手工业就可以过着很高尚、很快乐的生活。他们创造了很多名牌，比如米醋。手工业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而那里的居民很有生活品味、很有艺术人文思想。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一种“巨大主义”之外的生活生产方式。我很推崇瑞士一个半径为200公里的阿尔卑斯山工业园区，大概世界上最好的精密、精细工业产品都是出自这里，东西都不大，但都是有品牌的，极具竞争力。现在，我们讨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城市管理方式。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模式。欧洲在小城镇的科学管理上创造了典范，北欧老百姓在科学管理和监督方面很有成绩，很多新的模式都在进行。
将乡村变为城镇的区块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比例为47%，城乡差别悬殊。2003年，联合国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自杀问题，并确定了“自杀防止日”。自从进入21世纪，全世界的自杀人口快速年轻化，不再是独居老人，日本、美国、英国都是这样。中国大陆一年的自杀人口大概为25万，而且主要是19-34岁年轻人，其中最大的群体是乡下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所以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将乡村变为城镇的区块，作为中国未来社会管理的实验区，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如果乡下能发展出意大利那样的小乡村，生活在其中的人可以很有尊严、很有品位，靠卖特色商品生活，这不是蛮好的嘛。实际上，台湾就有这样的一些特色乡镇。有这样特色的社会，可以推动我们反思。中国大陆的反省，主要是知识分子式的反省，而地方人士的反省缺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反省的经验。所以，我想世博会之后，中国大陆发展乡下、发展手工业恐怕是一项蛮重要的工作。
上海
城市未来要以人为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 蒯大申
●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市民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历史记忆、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城市，也是能够使人的精神世界高度丰富自由的城市。
●不管借鉴什么别国别地的经验，一定要有相应的历史条件。
现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处于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则是面临的两大艰巨任务。所谓社会建设，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社会需要发育，需要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往，我们谈论城市的未来，往往侧重技术层面，从文化层面谈得比较少。究竟应该如何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未来，到现在为止仍是一个尚未清晰的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化视角看城市未来本身就是“转型”的体现。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关于城市的想象和预测。比如我们曾经有过工业化、电气化的城市想象。上个世纪前半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一种很令人向往的城市想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领导人曾经希望看到将来遍地的工厂和烟囱。这是一种工业化城市的想象。19世纪后半叶，因为看到城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最早提出花园城市的概念。后来，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发表了题为《明天的花园城市》的专著，将这一想象作为一个理论提出。他们都希望城市能够被科学规划，能够像园林、像花园一样美丽宜人。这也符合我们今天的城市理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提出了“信息化城市”的概念，认为今后城市的主导产业是信息产业，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和生产方式都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今天，“低碳城市”又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想象。如果我们对世博会诸多的城市案例馆、城市未来馆、城市主题馆所传递的观念和思想进行提炼，就会发现它们集中提出了“低碳城市、可持续城市”的理念。这种种预测和想象都对城市的历史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上述想象或者预测，大多侧重技术角度、技术层面。即使是生态的视角，也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去看。
所谓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GDP的角度；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和自由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环境，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能够看到春天有燕子飞来，秋天有大雁飞去；河水清澈，里面可以游泳、可以钓鱼。过去小学语文课本有这样的课文：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 字。这种景象在今天城市里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城市街道，我们希望未来城市仍然是一个步行的城市，一个从街的一边可以自由地走到另一边的城市，而不是如今被十车道或二十车道和高架道路分割肢解的城市。如果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社会，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城市，是市民们都能够对城市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和参与城市管理的城市，而不是高度碎片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看城市文化，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市民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历史记忆、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城市，也是能够使人的精神世界高度丰富自由的城市。但这些只是我们对未来城市的美好愿景，是一种想象、一种理想。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上会变得怎么样。一旦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很悲哀。这是因为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们的种种愿望可能都无法实现。也许城市的种种毛病不再继续恶化，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瑞士、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的模式都令人神往。但是，为什么中国农村无法复制这样的模式？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能像日本越后妻的农民一样把大地也当做一种艺术？就像艺术家将云南的元阳梯田当做大地的艺术。但是当地的农民是不是也这样看呢？农民从山谷深处把一担一两百斤的稻谷挑到山坡上来，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将梯田当做一种艺术。日本现在的农业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产值在日本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业的总产值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实现了机械化，全国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比东京的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还要高。而且，日本农民有很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在中国大陆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由于一定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日本的乡村模式很难在中国复制。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城市都要仔细研究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条件，明确自身能够在怎样的条件下借鉴怎样的经验。当然，其他地方的很多经验和理念是可供我们提炼、思考和借鉴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不管借鉴什么别国别地的经验，一定要有相应的历史条件。无论如何，未来的城市往何处去，取决于我们对未来城市的认识，更取决于推动城市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实践行动。
案例一·越后妻大地艺术祭
重新体会土地之美
任何保存生命小区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行为就是对的行为，否则就是错的行为
2000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的大地艺术祭三年祭，引进三百多组国际大师及知名艺术家的创作，亚洲地区台湾、韩国与中国的艺术家也前往参展，陆续将超过五十组的空屋、民家及废校建筑，透过建筑团队或教育组织与在地共同协力再生，参展的艺术品都永久放在乡间及住民家中，成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艺术祭的成功吸引国内外旅人造访，重建地方自信，活络了曾经被日本人视为“原风景”的美丽雪国——新泻。
大地艺术三年祭是一次诉求环境伦理的艺术革命，昭示了大型活动与地方历史文化及自然环境共生的能量。新泻是日本最主要的稻米生产区，在当时面临人口老化，年轻人为了寻找工作和教育机会，不得不割舍这些土地及田地农村移居都市，因此出现许多荒废梯田与空屋。如何以地区的生态、产业、艺术、文化与观光为当地提出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药方，1996年大地艺术祭就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出生于新泻县，拥有丰富公共艺术策展经验的北川富朗（Fram Kitagawa）提出“艺术项链计划(The Art Necklace Project)”，一项反思新泻县政府六个乡镇市役所的地方特色的创意政策，试图以艺术与文化的手段来重振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衰颓老化的农业地区，“人类与自然的共生”的基本理念因此诞生。
计划在提议初期其实遭受许多质疑，保守的新泻地方不能接受艺术家的扰动，前四年半的时间当地人坚决反对，经过超过两千多次的说明会，不断地进行沟通协调，才逐渐获得地方正面的响应，开始以微笑响应各地来访的参观者，更与艺术家和志工们成为好朋友。北川先生强调：“我期待藉由大地艺术祭的举办，让都市的人亲近久违的自然与清新纯朴的人际关系，也希望藉由艺术的介入让在农村生活的人们能够享受当代艺术。艺术在这里也许是一种手段，但是艺术却结合了都市与农村的人们，并且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与热情，人类透过艺术得以再次省思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评论：关心家乡土地的北川先生，以艺术动能在地方产生新经济与新生活价值，通过艺术教育以及民众参与，成功改变世人的目光：“原来文化活动是可以与环境共生共荣的。”在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协助下，经过专家调查研究，艺术家的巧思，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及外国志工的投入，地方居民经过细心观察、反复思考之后决定参与其中，许多空屋、民家、废校有了新的风貌，荒废的梯田重新回复绿意，艺术在此不再束之高阁，而是居中穿针引线，“与住民在大自然里共同劳动”。
案例二·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
以文化温暖海洋
艺术依然是唯一能够尊重当地文化的适当手段，即使有人认为艺术被利用；艺术并非目的，重要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否感到幸福与充实。
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策展的主题是“海权的回复”，由于内海上近代以来因为工业移植，矿产开采与公害二氧化硫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产业废弃岛或是因汉生病而被隔离的岛屿，使得人口逐渐减少，其价值日益消失。主办单位选在7月19日“海之日”为艺术祭开幕，彰显地球生命起源的海洋，其生态环境因为人类疏于照顾而遭受空前严重破坏的问题；思考内海环境的未来以及如何正视海洋与岛屿的景观保护与生态发育已刻不容缓。
位居内海的直岛，是福武总一郎先生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努力而成的艺术岛屿，藉由艺术的力量，恢复岛上的朝气，重新找回价值。改变的契机源于直岛地中美术馆的创建，融合建筑、环境与艺术，在气候良好的地中海雕塑出光影变幻的艺术殿堂。在持续的努力下将艺术扩及全岛，吸引国内外艺术家前来与居民协同参与设计，成为内海上闪耀的观光亮点与艺术朝圣地。同时，艺术祭持续将艺术与环境对话的能量扩散到内海的大小岛屿上，也改造了因工业开发而废弃的犬岛与丰岛。
2010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藉由艺术将七个濑户内海小岛串连成可以生活也可以思考的地方，部分岛屿居民平均年龄高达75岁，工作团队遂召集附近大城市的年轻人、国外年轻学子共同支持，打造老人和孩童们共同欢乐、互动的场域。其中小豆岛的岛内山脉藏着一落落的梯田，是传承千年的文化景观，每年春天播种与秋天收割时，皆有地方戏剧酬神传统的仪式庆典。来自台湾的艺术家王文志先生“小豆岛之屋－仓廪实”便结合地方居民和从大地艺术祭便长期志愿参与合作的香港大学学生，共同创作一座高十五公尺的竹编剧场，从砍竹、修饰、建造到剧场表演都是居民与学生志工合力完成，开启了岛上居民与学生的国际交流，对彼此来说都是一次跨越语言藩篱的全新生活体验。
评论：由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濑户内海艺术祭通过艺术计划的操作，凸显在地文化的独特性与魅力，促进居民唤回对故乡的爱与回忆，并且尝试提出观光与地区计划和政策建言。
濑户内海周边地区在这多变化的时代，面临地方财政的恶化和区域经济收缩，以及人口外流的问题，北川先生认为艺术作为都市资本文明危机的审视，展现出艺术存在之可能性：“比起用土木工程、大型商业设施等方式企图活化地方，艺术依然是唯一能够尊重当地文化的适当手段，即使有人认为艺术被利用；艺术并非目的，重要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否感到幸福与充实。大部分生活在都市的人，即使物质环境优渥，但被细分化社会型态与人际关系的疏离，让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喜悦。”他并且积极推广日本自2008年开始施行的“故乡纳税制度”，是让日本国民能够指定将自己的税金拨付给指定地方政府的新税制，纳税人可以选择把税金缴纳到自己的故乡或是其它自己想要支持的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