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是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民富因此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将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个政策值得庆贺。决策者们需要为政策调整做出极大的努力，前方并非全是坦途。中下层民众已经为富裕生活奋斗了很多年，显然，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富民政策与强大国家

　　在上世纪80年代，“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常见的宣传词组之一。那时的“富民政策”其实很简单，只是不再那么压制“民”谋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官员不再那么恐惧“资本主义尾巴”。民不畏死，民畏贫穷。在长期贫困之后，人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为了很少一点收入，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各种“民工”含辛茹苦地劳作;长期贫穷和“人口红利”制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在30年辛劳之后，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小康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在很多情况下，贫穷不是人们自己的过错，他们付出了劳动，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新“富民政策”应该着力减少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财富。即使今后五年中国的财富总量不增加，仅仅更加公正的分配也足以使所有穷人脱贫。但是，不差钱并不会减少“富民”政策的艰难。

　　民富是一个很悠久的愿望。把“民富”与“国强”放在一起，大约出自汉朝历史学家赵晔。《吴越春秋》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他把“民”放在“国”的前面，把“民富”放在“国强”的前面。“国”显然指有形的政府，而不是现代那个无所不在的、形而上的神圣物。古人的头脑很清醒，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只有这个顺序才能够使民众平安、价值体系安稳。

　　到了近代，大约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变成了“国强民富”。这个颠倒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却是有害的。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民没有富，国也没有强;日本的国强了，却在二战中被打败了。过于强大的“国家”必然危害国家——不仅是政府和官员。

　　此外，人们还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民富”与“国强”的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仅是先后顺序的差异。在很多时候，民穷正是因为国强。强大的国家压制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文革”前后所看到的;或者民众创造的财富可以被轻松拿走。只有当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再是人民的重负时，民才可能真正富裕，社会才可能真正稳定，国家才可能真正繁荣。

　　由此，本文的标题“民富是国强之源”可能导致误解：民富是为了国强。这个解读颠倒了两者的轻重顺序。实际上，把国家放在人民之前，恰恰是导致民贫的原因之一。国家存在的理由应该是保护国民和他们的财富，国强是为了保护民富，保护社会公正。民众创造财富却不是为了供养官员。

　　历史背景

　　这里介绍一小点历史背景，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孔子是教育家和道德家，他提倡安贫乐道。但对于普通民众，他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多之后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再问，富了之后呢?孔子说：“教之。”对于民众，孔子把富裕放在第一位。他不怕富裕的民众。

　　儒家学说要求士大夫发挥道德模范作用，体恤民众，不支持建立为所欲为的官府。因此，虽然有昏君的贪得无厌，有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但至少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历代政府一般是不经营商业与民争利的。官府的收入主要是税赋。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官府很克制，允许民众享有他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这是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方面，官僚机构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商人受到歧视，商业合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政治昏暗的时候，这个缺陷必然更加重创财源。因此，在王朝末年，经济萧条，财政崩溃。

　　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作者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在宋朝提高最快，在明清时期大约持平。在19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拉开西方与传统农业社会之间的距离。他认为，从1820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水平的90%下降了1/4。据托马斯·罗斯基在《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介绍的研究成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人均年产出增长率超过了1%，接近日本在1897-1931年的数字;私人消费上升了10%，年均0.5%。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记录。罗斯基的结论是：在1937年之前，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扩张”。此后的侵略和内战使得民生凋敝。麦迪森愿意采信计划经济的数字。他认为，从1952到1978年，中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继续下降。由于民生被忽视，1978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很可能低于1820年的水平。1978年之后，经济增长迅速，政府变得非常富有和强大，但普通民众的收入仍然提高有限。

　　麦迪森赞同韦伯和巴拉兹的研究结果，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官府。国家主导经济活动，而官僚使用权力时有很大的随意性，百姓处于依附地位。“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掠夺性的财政手段，以及潜在的司法审判上的随意性，约束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抑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

　　国民的富裕状况

　　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成绩斐然。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名义人均GDP是3735美元，上升到世界第99位，排在我们曾经不惜血本援助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之后，为名单中第八名的美国的8%。据说，多年来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虽然中国很多商品的价格高于美国)。那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均GDP是6778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两个位次，到了第97名，但仍在阿尔巴尼亚(升至第94名)之后，不到第六名的美国的15%。

　　由于经济增长和货币升值，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位置可能将上升;但由于物价上涨，大部分(主要是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中，统计局的专业词汇是“富裕程度下降”。

　　以人均GDP算，中国是穷国，但由于用于工资的份额过小，从而加剧了贫穷。在官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之外，独立学者刘植荣研究世界各国的工资水准和社会保障，发表了研究成果《世界工资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准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为159位，低于32个非洲国家。许多非洲国家接受中国援助。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越大代表分配越不平均。0.4以上表明收入差距很大，属不合理之列。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不论怎样，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还有各种收入分配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政府和国企)官员与民众之间。其不合理性在于差距是由权力造成的，而不是能力。最大贫困群体在7亿农民和2亿失业者中。

　　中国需要公平的商业竞争，也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个任务只能由政府和法律来完成。但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拿走了大头，而且很少以福利的形式返还给民众，而且有形和隐形福利的主要受益者是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等高收入者。这样的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了全民的收入差距。

　　养老金本应是国民基本福利。据《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2010》，中国的基本养老金体系尚未覆盖全部就业人口，指数值从2009年的48.0跌落到今年的40.3，因而下降到指数排名的最后一位，即世界倒数第一。养老金亏空和正在汹涌而来的老龄化使得改善前景很不乐观。养老只不过是社会的沉重负担之一。而教育、医疗乃至死亡都要收取高额费用，中等收入者难以承受。此外，贫民还可能被欠薪，被暴力拆迁，被城管驱赶，还会遭遇物价上涨等等。

　　欧盟对贫困的定义是：收入不足中等收入的60%。这个标准适合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但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参照。据官方统计数字，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26738元，等于每月2228元。因此，根据欧盟的贫困定义，凡在北京城镇地区工作的人，只要月平均收入少于1337元就是贫困者。这是人均收入，如果他们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收入还必须相应增加才不至于落入贫困。而我们实际的贫困标准还低于这个数字。2010年7月1日起，北京的低保标准是城镇每月430元/人，农村是210元/人。这两个数字虽然已经是较低的，但仍大大高于全国通行的贫困线：1196元/年，或近100元/月。据10月份新闻报道，全国贫困线可能将有100多元/年的“大幅提高”，某些穷人的每月人均生活费或许上升到110多元。但这样的“大幅”不是每年都有，而且远低于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年度收入增幅——近年来平均在两位数以上。

　　当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认定为贫困者、得到政府的贫困补助，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根据不同需要，贫困人口的统计数字有时会大幅度增加或减少;而有钱人领取困难补助、住经济适用房的新闻早已屡见不鲜。富人为什么致富，穷人为什么贫穷，由此可略见端倪。

　　多年来，国际上绝对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费少于1.25美元。按照近期汇率，1.25美元/天约等于8.34元人民币/天，或254元/月、3044元/年。对于数亿中国人，这已是高收入了。

　　政府的收入和消费

　　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2009年，企业普遍不景气，有很多倒闭。这年的全中国财政收入达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是5.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7%，今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必将超过8万亿。这样的增幅在过去10多年中是常态，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其2倍以上。在一定的总量中，政府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减少。

　　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中，中国在全球65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但法国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中国不是。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撰文说，中国的税收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既有上升的必要，也有提升的空间。他的文章预示着今后政府将继续加税。

　　在2009年，政府预算收入总额占GDP的20.42%。但这笔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总共有五项收入，总称为“全口径收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从1998年到2009年，政府的全口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4%提高到32.2%，达10.8万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张弛联合撰文指出，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2009年政府收入占GDP的一半左右。他们说，这个总额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数字”。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收费和罚款是地方政府一些部门的大财源。这些财富一般不计入政府收入总额。

　　虽然政府拿走了GDP的一半或更多，而且其中一半的来源和去向都不很明确，钱仍然不够花，许多地方政府积累了巨额赤字。政府正在使用增税加税、印钱、垄断企业产品涨价等手段来增加收入，其代价必然是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措施显然有违“富民”的承诺。

　　那么，这些从民间收来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其中一部分用来投资，如“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当然还有各地壮观的政府大楼。而民众必须支付高价才能使用这些建设成本昂贵的设施。中国还有庞大的权力机构，官员们消耗着巨额财政收入。

　　在正当的财富和技术的创造上，人们的冲动或许已经减少了。在收入分配的蛋糕上，利益早已被瓜分殆尽。哪个利益集团愿意为穷人或全体国民，从他们占有的份额上切出一部分呢?

　　“另一条道路”

　　与北美相比，拉丁美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较高的发展起点。但他们的政治结构妨碍公平竞争，专制扼杀了创造力。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已是发达国家，拉美仍很落后，有点像殖民时期的母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输给了英国。在20世纪，穷人的抗争是普遍现象，而拉美的革命者更是走向了极端。

　　1987年，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出版《另一条道路》。这不是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一条与秘鲁革命左派游击队“光辉道路”不同的道路。因为这本经济学著作，德·索托建立的智囊团遭到“光辉道路”的汽车炸弹袭击，可见此书的威力实在不一般。

　　作者本人对《另一条道路》有很精辟的总结，可以省去笔者寻找其“中心思想”的苦恼。他说：“我所了解的一个最现实、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底层人民拥有获得成功的钥匙。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最渴望获得改变。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人人都会意识到，在西方的市场与民主条件下，和他们具有同等阶级地位的人，拥有着怎样幸福的状态。如果政府能够创造出合理的产权制度，帮助非正规创业者获得财产权和经营权，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反，假如政府没有认真对待他们，不把他们看成是经济领域的活跃分子，而仅仅是把他们当成捣乱分子，或是只能接受施舍和救济的乞丐，那么，穷人就会产生更大的怨恨，而且更加齐心协力地反对现状。他们甚至会变成恐怖分子，而恐怖分子也会利用人民的敌意，全面对抗政府和社会，并鼓励穷人进一步脱离国家的法律体制，而不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向民主市场的富裕公民看齐。”

　　德·索托是真正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另一条道路”打败了“光辉道路”——被认为是有待成功的纳粹或红色高棉。事实上，没有公平与正义就不会有社会稳定。努力维护公平与正义，才是社会稳定之关键所在。

　　2010年10月31日，迪尔玛·罗塞夫在全国大选计票中胜出，将于明年1月1日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她的承诺是继续推进平等、自由、人权，继续消除贫困。迪尔玛是劳工党人，现任总统卢拉是她的政治导师。巴西现在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卢拉的改革。在大国巴西的带动下，在长期的阶级冲突之后，许多拉美国家终于转而诉求正义与公平。本次巴西大选中的两强，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左翼政党。它们都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当选总统罗塞夫曾参加过反政府武装组织。1970年，她因“参与颠覆性活动”被判处两年多监禁。她现在倡导和平，巴西已经走入正途。这是巴西人民的真正选择，有选票为证。

　　在后续的《资本的秘密》中，德·索托说：“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迷失了方向。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缺少公平性和公正性。”中国有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德·索托还说：“一味地呼吁开放经济，却使经济改革仅仅为少数特权阶层打开大门，使大多数人被关在大门之外，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改革直接受益者的有限性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本书的“结论”中，德·索托说：“今天，国内的动荡不安以及黑社会集团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边缘化现象，而是数十亿人有组织地从小规模的生活领域，向大规模的生活领域迈进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说得非常正确。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就在穷人状态的显著改善。如果政府接受穷人的躁动，并致力于社会公正，那么，中国有可能在今后30年中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如此前30年改革开放所证明的，只要得到机会，不受到严重排斥，穷人是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创造力的。

　　权利与权力

　　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呈下降趋势，如果政府不把民众放在第一位，不改善其收入，甚至还可能下降。必须首先限制官员的权力和利益，然后才会有国民的普遍富裕。

　　汉语的“权利”由两个字组成。从这个组合得出的结论是，“权”是“利”的来源与保证，没有权就没有利，事实上确实如此。官富，原因是官有权;民贫，原因是民无权。权力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利的不平等，在权力较少受到制约的时候，财富总是流淌到权力所在或权力指定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民众的贫穷是因为权利的缺失，他们丧失了创造利益并为利益而抗争的权利。

　　民众拥有创造财富的权利，为此不仅要明确所有权，而且还需要法律的保障，否则权利随时可能落空。德·索托注重法律对所有权的保障，但他不太在意所有权的集中或分割，而这个问题正是左派和右派聚讼之处。法律必须保护人民的自由选择，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德·索托说：“不在于当权者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他们是否真心为人民服务。”

　　但德·索托也许有所不及。即使有了私有产权，集体财产也经常被化为私有。缺乏制约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是最大的私有化，因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可以霸占一个国家或城市。

　　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个人权利极其重要。在《权力与繁荣》中，曼瑟·奥尔森指出，繁荣的市场经济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他又说，“个人权利不是只有富国才能享有的奢侈品”。正好相反，只有有了牢固的个人权利，才会有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贸易和生产。个人权利是产权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生产的重要前提，没有个人权利就不会有富国和富民。“第二个条件仅仅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这一条是奥尔森的研究重点。不过，他不考虑专制政府剥夺国民权利时从事的掠夺行为，大概是因为这种掠夺没有“技术含量”，不在他的研究之列。即使如此，他仍然确定，较温和的“强取豪夺”形式(如利益集团的游说、卡特尔、价格和工资的共谋操纵)是经济和国家衰退的主要原因。

　　民富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其实，民富本身就是目标。“富之”然后“教之”。我们知道，促进富裕与文明的主体是民，不是官。民富不必非要与“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已经论证“国强”有时是有害的，但这个目标对许多人仍有吸引力。在此，我们不妨扩展“大国”的内涵，增添民众的权利、财富和文明程度、对权力的制约、法律的公正、社会的公平。这也算是“与世界接轨”吧。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并相信分配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王”与“霸”是当时各学派讨论的一个主题。王者是道德的，霸者是武力的。兵书《魏缭子》大约写于孟子时期，其中一章《战威》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将要亡国的诸侯只顾充实自己的仓库。《魏缭子》还说：上层富得流油，下层却像在漏斗中一样没有积蓄，那么，当灾祸到来时，局势必然不可挽救。

　　从民、士到大夫，官职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少，而(诸侯的)仓府只属于诸侯一人，他的近臣、宦官有机会盗用。魏缭子谈的是立国基础的深度和广度，以民为立国之本。那时还没有民主制度，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国君的仁慈和百姓的富裕。好国君能够让“民”过上安稳日子。

　　在《荀子·王制》中有一段话与《魏缭子·战威》的几乎一样，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其中一人引用了另一人。这个兴亡公式或许有些简单，但大致符合事实，不是儒家的空泛理想。两书的作者都是现实主义者，生活在同一时代，看到同样的国际局势。在《王制》中，荀子说，如果国家富而百姓穷，国家“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他又说：“聚敛者，招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在战国时，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局势有点像我们的现代世界，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告诫。

　　古人不赞同政府干预经济。比如苏轼反对王安石改革。他说：“兴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他认为，只要政府不多事，百姓自然会富裕。苏轼的这个观点近似自由放任经济学。政府只要好好照顾那些缺少自食其力之能力的人，而不是每一个穷人。穷人得到了权利就会富裕起来。官府的事情多了，百姓必然会贫穷。

　　目前的富民政策给贫困人口带来了一线希望，让中等收入者也可从中获益，其切实稳步地推行也会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这个政策的另一好处是，在“盛世”和“大国”的喧嚣之中，把目光引向国内大面积的、深度的贫困，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也可在大国鼓噪者的太阳穴上抹一点清凉油，以收清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