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
　　
　　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
　　
　　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国内外各种观点、认识差异较大。除了从局部观察中国模式的特征外，它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体现于这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还是未来将坚持下去的必然?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在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新故事，还是一个老故事?
　　
　　从局部特征寻找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对此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过是政治形态的结果。由于西方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从政治形态上探索中国模式的特征，往往因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而被忽视，或者因不符合西方政治形态而只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选择。国内外不少人都认为，临时性地发挥中国模式的作用后，最后还将走入西方政治形态，以完成中国模式的历史使命。但是我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通往西方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政治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选择。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彻底的独立
　　
　　与西方现代政治做一个简单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两者的不同。西方政治形态是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癣院外游说等方式，构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均衡。这种利益平衡模式容易造成“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中国模式在政治上要求政权是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政权不是由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组成，而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政权不是各个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而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协调的指挥部。这一中国模式的源头来自中国的传统，算是一个“老故事”。
　　
　　西方的党派政治、竞选政治由各个利益集团推选自己的代言人进入政权。中国古代政治要求官员通过科举形成，它使得掌握政权的队伍在来源上具有广泛性。这一点似乎与选举政治一样。但是，科举出身的广泛性不带有任何财团和金钱资助的色彩，同时，科举出身的评价标准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道德素质为首要或唯一标准，因而首先从政权的构成上，排除了与利益集团的关联。政府成员构成上的超利益性，使得政权执政的基本主张是“天下为公”，在今天它表现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换句话说，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
　　
　　“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它将独立性扩展到立法与行政，从理念、制度、执政者来源和个人道德素质等诸多方面都要求实现“天下为公”。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使得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执法等多方面以整体利益和公平、公正为出发点，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更加高效、公平、公正，避免了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内耗。同时，它不只依据利益集团当前的实力状况，更关注利益集团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避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西方政治对政府权力有着天生的恐惧，它通过利益集团的平衡、制约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它要求“司法独立”，但却容易造成“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的现象，所以相比而言，中国模式的超利益集团政权追求的是“实质民主”，而非选举政治的“程序民主”。
　　
　　中国模式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上的“实质民主”
　　
　　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项政治权利，说到底，民主是一种经济权利。西方政治形态一人一票、平均化、分散化的政治权利，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有效保证弱势集团的经济权利。即便当今西方社会工会之类的组织有点影响，其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则能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民主”，而不只以完成政治上的“程序民主”为满足。
　　
　　中国超利益政治模式下的经济，不像西方政治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计划经济。超利益政治在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它有两个特征。对于私有经济，超利益政治要求充分的自由竞争，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垄断为第一要务。因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会严重地伤害实质性的经济民主，而这正是当今西方政治形态下的现实。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来说，垄断经济就是割据势力，就是兼并，这是超利益政治竭力要求避免的现象。对于国有经济，超利益政治必须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因此，国有经济的作用一是国家安全和稳定，二是对私人垄断发挥抑制作用。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在经济上，应该属于有限的计划经济与充分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本目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中国超利益集团政治在对外关系上是个“新故事”
　　
　　我们说中国模式的超利益集团政治是一个“老故事”，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它同样是一个“新故事”。它的“新” 就在于对外关系。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对手，因而，朝贡贸易等方式可以使得超利益集团政权同时延伸到对外关系。然而，今日中国有很多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之外的国家，在西方利益政治的理念下，几乎都是以利益竞争的姿态同中国打交道。因而，中国模式在国内的超利益政治如何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新问题。从长远来说，人们希望国际社会或者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具有最广泛的公正性，可以看成是把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作为世界政府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
　　
　　当今中国政治受西方政治理念、政治形态的影响，利益集团政治色彩也同样存在。而且，由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也影响到政权对于国内的行为方式，使得政权也显示出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更广泛、深入的认同与推进。(作者为文化评论人)
　　
　　资料链接:
　　
　　中国模式具有独特性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各大国中历史最悠久和文明进程从未中断的唯一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曲折。这种独特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属性。这种独特性也限制了对中国模式的复制和传播。不过，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等。——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模式绝对不是第一次
　　
　　如果我们把中国模式理解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要我看，在人类历史上，这绝对不是第一次。中国模式不止是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在19世纪、20世纪，不同的时期，甚至今天，也都做过类似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举措。——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