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中国贸易顺差认识上的选择性失语
2010-11-01
作者：张勇
来源：红旗文稿
◎张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成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国家，并建立了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根本性改善，促进了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持续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贸易摩擦，同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这种探讨从近年来的主流看多为积极、正面的评论，但也不乏一些曲解和别有用心的谬论。最为典型的言论认为，中国实施“重商主义政策”，造成亚洲以及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声音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便频繁出现。有关中国重商主义的争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变化认识的四个不足：即对中国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迸发出的经济活力估计不足；对国际分工格局演进和产业转移趋势研判不足；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反省不足。可以说，持“中国重商主义”论调的人是在选择性失语，我们不妨尝试拾回这些被忽视、被遗失的话语。
遗失的话语一：中国改善外部均衡的努力西方为何视而不见
任何经济理论都有约束条件，如果前提条件不同，一个即使再正确的理论，都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谈论中国经济，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特征。正是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重新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门。在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初，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出口不可避免地成为首选。
1994年以来，以《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由初期重视出口，逐步转向保持宏观经济外部均衡。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约束和资金约束已经大大缓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更多体现为增加就业、调整结构、获取国际资源、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199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外贸、投资、汇率、金融等一系列改革。16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由此出现了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二是中国成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国家，并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三是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一个长达15年的长周期发展，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生存问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外部经济平衡方面，进入了从对外开放大国向对外开放强国转变的新阶段。显著标志为：
一是中国全面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自2002年起逐年调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15.3%调整至目前的9.8%，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8%调整至目前的15.2%，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7%调整至目前的8.9%。目前，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降税承诺已经全部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维护了国家信誉，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二是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2009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00.3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4.89%。我国从1993年起已经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末，在我国实有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3万家，实有投资总额达2.29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中国证监会已批准设立7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35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09年底，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上限增至10亿美元，94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迄今已有超过100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和上市。
三是自由贸易区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我国从2000年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截至2009年12月，已建成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有15个，涉及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41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30%以上。
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往往得不到西方客观、公正的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遗失的话语二：贸易顺差不是中国的主动选择，而是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全球产业共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国际分工和转移。每一次转移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产业竞争力的转移，从而转移国别间贸易顺差。第一次国际分工和转移是二战前殖民体系下的制成品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第二次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分工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水平型”分工。第三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混合型分工模式。
从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开始，有人将中国制造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对此，我们应冷静思考，客观分析。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状态和程度差距较大，虽然少数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产业分工的中端，甚至高端，但我国总体上主要是承担生产制造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例如，在美欧日——四小龙——中国循环圈中，体现出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基地之间的关系，由美资、日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型投资体系在我国逐渐显现雏形。中国在这一循环圈中处于低端的地位。
同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以资源进出口为载体的新型分工关系。据统计，2009年我国与43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OECD）存在贸易逆差，逆差额达1808亿美元。我国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性商品，出口适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的机电、轻纺产品，形成了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互补，而工业制成品竞争的格局。
中国在国际分工重构的过程中较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并在部分产业形成了竞争优势，还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优势集聚。综合起来看，中国是第三次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之一，但也带来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
产业转移产生的贸易迁移效应，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中国实现，容易引发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以至政治冲突。2008年，中国对美、欧两地贸易顺差同比分别增长4.87%和19.31%，达到1708亿美元和1601亿美元。中国对中国香港、阿联酋、新加坡、印度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778亿、189亿、123亿和112亿美元。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比2008年下降1000亿美元，同比下降34.24%，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对美贸易顺差下降275.67亿美元，同比下降16.13%。
从企业性质来看，2009年的顺差1981亿美元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顺差1270亿美元，占总外贸顺差55.96%。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方式实现顺差2646亿美元，如果不计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外贸仍处于逆差状态。这表明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获取了国际分工利益的绝大部分。但由于原产地规定的原因，在海关统计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大量对美、欧贸易顺差通过我来实现。这种格局，正日益成为美欧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的口实。
中国目前的产业分工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这决定了未来5年内“双顺差”的局面将继续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同质化竞争将日趋激烈。仅2009年在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分别高达78.9%和92.9%。同时，由于外部竞争环境变化，部分跨国公司已开始将电子、轻工等产业向印度、越南转移，预计中国“双顺差”格局将随着产业的转移而逐步改变。
就中美而言，中国贸易持续顺差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西方社会提出“中国责任论”，还是兜售中国追求“重商主义”的说法，都是无视中国在扩大内需、节能减排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是无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其根本目的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也是一种遏制中国发展的表现。
遗失的话语三：中国贸易政策追求平衡而非顺差
事实上，本轮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也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成三类：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在全球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全球20多年的经济繁荣使得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
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是双赤字、净负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是贸易盈余，由此产生全球经济失衡。
由此，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多个国家持续顺差促成。以2008年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仅占美国进口货物的12.1%。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是多个国家、特别是其他东亚国家及中东产油国的持续顺差共同促成的。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水平，美国则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除了产业分工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外，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另一原因是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储蓄——投资缺口。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达75%左右，而中国仅占34%左右，中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美元，然后再通过资本项目“进口”储蓄。这一进一出不仅解决了美国的资金缺口问题，美国还获得了低物价水平与高经济增长等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部分学者仅根据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存在顺差就断定中国实施重商主义，不仅毫无道理，且与事实不符。对中国出口规模的考察，应该将中国的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应该把中国的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量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更应该把中国的出口增长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结合起来分析。从数据上来说：
1.中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表明中国贸易政策追求的是适度平衡，而非追求顺差。数据表明，从1998年到2009年出口增速13.34%，进口增速14.03%。进口的增幅高于出口增幅，大致保持了进口和出口增幅的基本一致。
2.中国进口依存度的上升快于出口依存度的上升，全球各国从中国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有目共睹。近年来进口依存度一直维持在20%左右。特别是2008年进口依存度水平接近1998年的2倍。而出口依存度从2006年开始逐年下降，2008年出口依存度增速下降6%，同期进口增速仅下降5%；2009年出口依存度增速下降21%，同期进口依存度仅下降了16%。中国积极进口的态势，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3.中国贸易顺差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长期来看是下降的，与重商主义的实质不符。1998年以来，中国2008年对外贸易总规模扩张了接近8倍，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进出口总额中比重大多数年份在快速下降。2004年仅为2.78%，是1998年的五分之一，即使是2009年也只有1998年的66%。如果中国“实施重商主义”，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应该上升，而不应该下降。
4.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与日本、德国相似，对此西方出现选择性失语。1990年至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2%左右，与日本基本持平。2005年到2009年与德国走势一致，占比基本相同。同样的顺差问题，西方对中国的反映如此强烈，不能不说明他们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心理准备不足，抱有偏见。
遗失的话语四：美国的“新重商主义”值得关注
事实上，时隔汉密尔顿“工业立国”2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在经历了以邻为壑、自由贸易、公平贸易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新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生和不断膨胀，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它鼓吹政府干预贸易以削减贸易逆差，利用贸易逆差作借口和贸易政策作武器，打压贸易伙伴经济增长。这种政策是不衡量对外贸易对整个国家带来的国民福利，只计算对外贸易对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损失。这些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直接影响国会和政府的政治生态。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有两次高潮，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轨迹一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矛头指向当时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日本。主要措施包括逼迫日元升值，制造贸易摩擦，施压日本对美国开放市场，要求日本增加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广场协议”是它的顶峰，但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进入衰退而慢慢收敛。第二次高潮始于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进入21世纪后逐步升级，主要矛头指向对美贸易顺差增长较快的中国。以施压人民币升值和滥用反倾销措施为突出表现。
在对外交涉中，美国的新重商主义者通常宣称，贸易逆差提高了美国的失业率。“新重商主义”的代表布坎南称，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就会有2万产业工人失业。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变动和失业率变动比较分析发现，从1994—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与失业率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关系。分析1980—2008年间美国相对贸易逆差和失业率变动，在这30个年份里，无论从整体研究，还是从个案考察，30年间贸易逆差和失业率变动的相关系数仅有0.115，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与美国的就业状况变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者还认为，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此思维的引导下，美国政府采取政治的、外交的和经济的手段对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和市场施压，打开美国商品的出口通道，特别是力图通过汇率手段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盟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结论。欧盟对外实行统一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且实行统一关税。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整体上是逆差，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11个国家都是逆差。但是，美国对与上述国家实行同一对外经贸政策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爱尔兰等4个国家却是多年保持顺差。
由此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美国产业结构及与其相应的竞争力结构。事实上，美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全美第三产业占比高达78%，美国的竞争力结构已由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上，直接体现在美国的服务贸易从1976年开始一直呈现顺差状态。
反过来，倒是美国的许多歧视性贸易政策，限制了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是产生美中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2007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加强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管理的新规定，包括飞机及飞机零件、航空电子、惯性制度导航系统、激光、水底摄影机、推进器系统和个别电讯仪器等31类新增产品出口中国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这些规定直接导致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从2001年美国占18.3%，到2006年已降低至9.1%，而到了2008年，美国仅占到7%。出口管制是美国冷战时期出台的一项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继续实施政策既严重影响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
更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成为了主流思想。奥巴马政府不断向外界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继续当全球最后的消费国和进口国。最明确的表态来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2009年8月22日，他说美国必须从消费型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从依赖金融活动转向发展实业。这种新姿态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战略考量。2010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时承诺，要在5年内使美国的货物出口量增长一倍，为美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其积极推进的“国家出口倡议”已开始逐步落实到具体经济政策层面。
美国经济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货币政策上看，美元谨慎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产业政策上看，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地球”，打造新型制造业，形成出口新增长点；从贸易政策上看，贸易保护措施将被频繁动用。为此，萨默斯等甚至表示，中国将无法保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美国打算向中国靠拢。世界经济无法让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说一个半同时采取中国的增长模式。对此国策之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选择性失语，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009年9月30日，奥巴马在G20峰会结束当天表示，各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宏观经济政策评估机制，旨在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有力、可持续、平衡的复苏和增长。在这一框架下，G20成员将分享政策目标，关注潜在的政策风险，确保各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增长的趋势相符合。这种共识向正确解决全球失衡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反映了国际格局多极化和改进全球治理的色彩。
在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提出，国际社会应尽快建立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各项全球性问题。中国强调坚持“三要原则”：一要各方平等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和框架机制达成共识；二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三要增进理解和包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关心中美贸易的人们所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