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风云多变曲折前行
2010-11-01
作者：吴兴唐
来源：红旗文稿
◎吴兴唐
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可以用“风云多变、曲折前行”来概括。近两年来，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与矛盾摩擦同行。两国共同庆祝了建交30周年纪念。接着，奥巴马总统访华，希拉里国务卿提出中美“同舟共济”。美国智库及某些美国政界元老提出G2和“中美国”概念，表示中美两国“共同领导世界”的愿望。吴邦国委员长访美和中美高层战略会谈，场面都十分热闹。但转眼间，美国突然提出对中国某些产品反倾销，美国接待达赖访美，继续售台武器。特别是发生韩国“天安号”事件之后，美国以同韩国联合军演为名，大量军舰开到我国近海耀武扬威。同时，希拉里国务卿在越南挑衅性地提出南海问题。
今年9月，温家宝总理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都强调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美方邀请胡锦涛主席明年年初访美。然而在此期间，奥巴马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公开向中国施压。就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美方高官一方面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强调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将钓鱼岛说成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之内，明显地偏护日本打压中国。奥巴马同东盟10国领导人举行“1+10”峰会，表明美国将加强同东盟“前所未有的合作”，插手南海制衡中国。
今年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和摩擦，双方合作共赢是主流。其次，中美存在战略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起起伏伏，好好坏坏是一种“常态”。
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对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也是最复杂的关系。从战略高度科学分析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国未来5年乃至10年的和平发展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大环境下的中美关系，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国“领导世界”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没有改变
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和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走向，首先要观察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否改变。奥巴马以“变革”为口号上台执政。在对外关系方面，放弃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奉行“巧实力”外交和“多边合作”。在如G20峰会和气候峰会上，也改变了小布什的“独断横蛮”的牛仔作风，给人以“温和合作”的新面孔。从根本上说，这种改变同美国因伊拉克战争受挫和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而使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有关。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的将近20年的“美国盛世”正在走向衰落，但美国不甘心。奥巴马上台后一年多的言行表明，这种改变只是一种策略而已，美国“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没有改变。所谓“领导世界”，只是“霸权主义”的别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关于美国战略的一次讲话证实了这一点。希拉里强调，当前国际关系中“新的美国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在新世纪的战略是“美国保持持久的领导地位”。
二、美国的战略部署向东倾斜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仍在欧洲。重点有三项：一是防范欧盟过分强大和压制欧洲独立自强倾向，要求欧洲国家发展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利用老欧洲与新欧洲矛盾，加强美国在北约的领导权。二是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北约东扩，一边南下到巴尔干地区，一边向东到俄罗斯国门口，还试图向中亚发展。在东欧一些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三是在乌克兰等国搞“颜色革命”，推进“民主化进程”，扶植亲美势力上台执政。
近年来，美国从全球战略调整出发，同欧洲加强关系，同俄罗斯修好。美国对欧洲也实行“巧实力”外交，改变“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弥补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欧裂痕，提出“建立大西洋关系新结构”的议题。俄格战争使美俄对抗走向“新冷战”的边缘，但是美俄欧三方都不愿看到“冷战重现”，因而“边缘政策”起了作用，双方走到“边缘”之后关系就缓和下来了。不但如此，今年双方加强了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美俄关系进入到“新的状态”。
在作为欧洲侧翼的中东地区，以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和巴以冲突为主线，也出现了某种缓和迹象。在“西线平和”的状况下，美国战略重点向东转移就成为可能。这一命题是西方学者和媒体首先提出来的。
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正在进行全球战略大调整。说美国全球战略正在全面收缩，未免过早。西边保持原状，东边积极扩张，不能说全面收缩，只能说调整。美国为了全球霸权利益和国内政治斗争以及垄断集团和军工集团利益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和危机尚未度过的情况下，总要在全球找出一个“主要对手”，制造莫须有的“威胁论”，动员国内国际力量，进行“战略折腾”。
三、美国“重返亚洲”，意在战略上围堵中国
奥巴马“新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巩固同日本的“联盟关系”，拉拢中国周边国家，“重返亚洲”，在战略和军事部署上围堵中国。新世纪以来1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把中国作为美国实施全球霸权的“主要对手”，这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本意，而“重返亚洲”也表明美国战略重点向东转移的倾向。“重返亚洲”是美国维护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体现。由于这一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国际和地区影响加强，虽然中国奉行“和谐周边”政策，谋求同亚太各国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但美国从其霸权战略利益考虑，担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战略利益”被削弱。中国以安全和防卫为目的的正当的“军事现代化”和维护合理的自身的海洋权益活动，被美国歪曲而煽动为“中国军事威胁论”。美国让周边国家政要制造舆论，放言由于中国迅速发展造成威胁，需要美国继续在亚洲存在，以平衡中国。
美国为此作出了重大的军事部署。加紧建设以关岛为中心的美军新武器基地和侦察及指挥中心。继续留驻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延长在韩国的军事基地。加强同日本、韩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军事联盟关系。美国试图组成事实上的“东方北约”。在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也有此背景。
四、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和“西化加分化”的既定政策并没有改变
冷战结束后，中美共同抵制苏联扩张政策的战略合作已经消失，美国把中国视作社会制度异类和最大新兴国家而成为“最大竞争对手”，其认识是根深蒂固和难以改变的，因而中美矛盾是战略的结构性矛盾。加之，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奥巴马誓言“决不做世界老二”，表明中美矛盾与冲突将长期存在。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不断提出一些新词来加以规范。如“建设性合作伙伴”、“战略竞争对手”、“利益攸关方”、“战略再保证”、“同舟共济”等，还提出“中国责任论”和G2、“中美国”等概念。“中国责任论”是想把中国套住，G2则是一个“战略陷阱”。
西方在涉及我国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问题上对我国的挑战，美国是始作俑者。1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涉台、涉藏、涉疆等领土主权问题上向我挑事，触动我核心利益，美国都是挑事者。西方以“人权”为借口向中国施压，也源自美国。最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正在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就是美国在背后导演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直接向我军事挑衅，另一方挑动我国周边国家联合起来，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试图联合欧盟向我施压。在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主要障碍也在美国。
美国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加紧向我渗透。中美经济关系虽然是互有需要，合作共赢，但美国还有一个强烈的意向，就是利用其经济和技术优势，控制中国经济。其做法是从具体行业着手，从制造业到农业，我国某些行业已为美国资本和由美国控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美国还竭力想控制我金融保险业。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从管理学到国际政治学，美国的学说和观点有很大影响。近10年来，以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自由化为旗帜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和观点已渗入我国经济、文化、社科各学术领域。
五、中美关系好好坏坏、起起伏伏是一种“常态”
中美关系是一种“矛盾共同体”。虽然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没有变化，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遏制”倾向似乎更为加重，但中美合作共赢仍然是主流，而且合作领域在不断扩大与深化。
首先是经济合作。全面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大为加强，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在对外贸易上，中美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济合作是双方的互有需要也对双方有利。
其次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涉及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大规模自然灾害与疾病等各个领域。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加强，中美在这方面合作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但中美两国都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的。
第三是共同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如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中美观点各异，但中美两国的参与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解决和维护地区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中美将继续在地区战略性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
同时，中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摩擦不断，对抗与冲突也时有发展。首先是国际战略上的矛盾。中国主张共同推行“和谐世界”，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使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于“领导世界”的“霸权主义”。其次，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在贸易逆差、反倾销、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一直向中国施压。美国把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等本国问题都不公正地归咎于中国。美国领导人往往把国内政治斗争、议会选举捞取选票等行为同中国挂钩，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达到自私的目的。中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事实，但美国要负主要责任，如美国不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又如美国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可以自行决定印发美元，同时逼迫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元国债大幅缩水。同时，中美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
总之，在中美两国经济利益不断增加的同时，两国的矛盾依然存在，可以说是一个“矛盾共同体”。我们要充分认识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是一种“常态”。中美关系好好坏坏，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既对话又对峙。在关系顺利的时期，不要对中美关系期望过高，要为一旦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作好准备。当两国关系出现困难时，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斗争目的是使关系回复到正常状况。
六、中美日战略互动关系
今年以来，亚洲地区局势“乱云飞渡”，各种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美国因素”是造成这一地区“乱局”的主要根源。然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推动下，亚洲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旧的平衡正在打破，新的相对平衡正在形成，必然会出现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地缘政治的复杂矛盾中，存在着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的各种“三角关系”。如中美日、中美俄、中日韩、中美印、中印巴、中美东盟等“三角关系”。其中，中美日三角战略关系最为重要。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并且有军事同盟的美日安保条约，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和配备核武器的美军事基地。日本也是美国“重返亚洲”侧重“遏制中国”的重点拉拢对象。今年9月联大开会期间，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及军队高官异乎寻常地强调美日同盟关系。
日本处于三重复杂处境之中。首先，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是一直紧跟美国走的。美国不允许日本有任何“离心倾向”和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倾向。美日安保条约在冷战时期主要针对苏联，冷战结束后主要针对目标改变为中国。日本对中国经济实力发展和中美关系发展一直存在猜忌，需要同美国一起主导亚太事务。美日在地缘政治的战略上互有需要，但是美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在矛盾。美国曾经以“广场协议”打击“世界老二”的日本，使日本经济10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衰退状态。日本一直在争取成为“正常国家”，想要摆脱美国的霸权控制。第二，日本对华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一方面，“防范和遏制”中国，不愿看到中国实力发展，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日经济依存关系越来越强，日本对华出口已占日本出口总量的第一位。日本现今的经济复苏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第三，同国际思潮右倾化相对应，近20年来日本左翼力量削弱，右翼保守势力相当强大。日本政坛变化频繁，政党斗争，首相宝座之争，选票是重要因素。日本同美国一样，一些政党领导人往往以对华强硬来多捞选票。
中美关系不应从言词上而应从战略高度来考察。奥巴马上台后已对外交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美国每次新总统执政后都是如此。我们要看到，“美国要领导世界”的根本性国际战略没有改变。希拉里的“巧外交”观点来自民主党智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奈明确表示，他提出“软实力”论点，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美国霸权。他批评共和党和布什政府过度使用“硬实力”使美国形象受损，主张“软实力”与“硬实力”并举以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了解这个背景，对我们认识奥巴马、希拉里的“新外交”有很大好处。观察中美关系，还应从研究大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出发。冷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普遍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既非过去的同盟关系，也非昔日的全面对抗，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剂。但战略伙伴关系没有固定模式和约束性，关键在于使其机制化。中国同几乎所有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虽然不太情愿使用“战略关系”这个词，但中美关系实质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在多极化的国际生态环境里，大国战略互动和相互制衡，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同时还应看到，妥善处理中美欧战略互动关系，有助我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平衡对美、对欧、对日关系。密切同欧盟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对美关系；反之亦然。中美日关系也可依此类推。
(作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