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几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纷纷抱怨自己工作太累，事物性的工作太多。北大校长许智宏说，中国大学校长“什么事都要管”，他认为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中国大学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还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宋永忠戏称，“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他认为，现在中国大学校长有很多不该管和不必管的工作要做；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表示，他很羡慕剑桥大学校长能在晚餐之后出去散步，“我怕我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个人找我要解决住房的事情”……
　　
　　几位大学校长的抱怨，应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听起来也蛮让人同情。但是仔细想想，笔者倒想向他们请教一个问题，累从何来？
　　
　　在这届校长论坛上，有许多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的校长应邀而来，我们看到国外大学校长的身份都很单纯，校长就是校长。而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的身份就复杂多了，例如上面抱怨工作太累的几位著名校长，他们同时还是教授、博导、院士，在政府的行政编制序列里又是副省级、正部级的官员，几种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想不累都难。
　　
　　我们不知道这些校长最擅长担任什么角色，但我们知道身份的多样、行政级别的优越，意味着这些校长的担子重、责任大。在当代中国，当人们的住房、医疗还要更多地依靠单位负责的情况下，如果一位校长不理会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问题，不能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那么，这个校长就不能算是称职。
　　
　　既然各位校长都享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待遇，属于或近似行政官员，那么，为民服务就是当官者的本职，对本职工作何苦要抱怨多多。如果，当校长不能为教职工服务、为学生服务，那么凭什么要行使行政权力、享受行政待遇。从这一点来讲，这些校长的抱怨似乎又不那么充分。
　　
　　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说，她最主要的工作是筹集资金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主要负责学校的战略制定。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校长就不能单纯一点，卸掉一些不该有的担子，别再追求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行政待遇，专心的当好校长呢？
　　
　　想不明白的是，一方面大声喊累，一方面却又没见哪位国内大学的校长公开表示，自己不要行政级别，不要院士的头衔，就专心搞学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