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新二元结构”的化解之道
2010-10-22
作者:高帆
来源:文汇报
高帆
城市化快速推进,意味着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的重要时期,亟需对城市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适应性调整。解决“新二元结构”问题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
1978-2008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从71.8%上升到88.7%,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45.7%;而根据测算,中国城市化率不久之后可望超过50%,2030年则可能达到68%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快速推进,意味着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的重要时期,亟需对城市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适应性调整。
“新老”二元结构叠加
有别于其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致同步的发展态势,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中面临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事实: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可以完成职业的非农化流转,但难以同时完成身份的市民化转换,“农民工”这个概念,正体现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直接导致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问题。
“老”二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和非农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可以缩减这种结构反差;而“新二元结构”,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已经完成非农化流转,但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分享方面存在差异,这必须通过系统性的体制完善来逐步消减。我国当前面临着化解“新老”双重二元结构的历史使命,而两种二元结构叠加表明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特殊的艰难性。
大城市应该率先作为
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就业岗位多、薪酬水平高,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但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外来人口完成身份转换的难度更大。因此,当前我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面临“新二元结构”的挑战更为突出。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08年北京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分别达到98.9%和86.7%,而上海分别为99.2%和88.6%;与此关联的是,2008年北京和上海外来人口规模分别达到465.1万和517.4万,在年末常住人口中的所占比重均为27.4%。高城市化率与高外来人口占比并存,凸显了“新二元结构”问题。从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大城市亟需积极回应“新二元结构”问题,如此才能形成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更好的动力机制。大城市化解“新二元结构”的思路和办法,将对其他城市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政策蓝本。
“破题”需要系统改革
现在,大城市针对“新二元结构”问题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启动了优秀农民工评选,当选者可依据相关政策规定申办城市常住户口;同时通过扩大公办学校招收比例和委托民办学校招生等方式,保证进城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就学。
就实质而言,“新二元结构”问题导源于户籍制度难以适应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社会现实:由于户籍所在地的差异,城市中不同群体在分享经济社会利益时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以不同方式为城市发展作着贡献,却难以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社会保障和文化资源。所以,解决“新二元结构”问题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
大城市在率先化解“新二元结构”方面虽已开始“破题”,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以及“破题”举措的零散性和探索性,当前尚未形成系统化、常规化的政策体系;未来,应当依照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的次序,在充分考虑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相关体制完善,持续探寻“新二元结构”的化解之道。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