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新二元结构”的化解之道

2010-10-22 作者：高帆 来源：文汇报

　　高帆
　　
　　城市化快速推进，意味着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的重要时期，亟需对城市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适应性调整。解决“新二元结构”问题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
　　
　　1978-2008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从71.8%上升到88.7%，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45.7%；而根据测算，中国城市化率不久之后可望超过50%，2030年则可能达到68%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快速推进，意味着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的重要时期，亟需对城市发展理念和管理方式作适应性调整。
　　
　　“新老”二元结构叠加
　　
　　有别于其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致同步的发展态势，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化中面临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征事实：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可以完成职业的非农化流转，但难以同时完成身份的市民化转换，“农民工”这个概念，正体现了农村劳动力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直接导致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问题。
　　
　　“老”二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和非农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可以缩减这种结构反差；而“新二元结构”，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已经完成非农化流转，但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分享方面存在差异，这必须通过系统性的体制完善来逐步消减。我国当前面临着化解“新老”双重二元结构的历史使命，而两种二元结构叠加表明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特殊的艰难性。
　　
　　大城市应该率先作为
　　
　　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就业岗位多、薪酬水平高，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但大城市户籍“含金量”高，外来人口完成身份转换的难度更大。因此，当前我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面临“新二元结构”的挑战更为突出。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08年北京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分别达到98.9%和86.7%，而上海分别为99.2%和88.6%；与此关联的是，2008年北京和上海外来人口规模分别达到465.1万和517.4万，在年末常住人口中的所占比重均为27.4%。高城市化率与高外来人口占比并存，凸显了“新二元结构”问题。从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大城市亟需积极回应“新二元结构”问题，如此才能形成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更好的动力机制。大城市化解“新二元结构”的思路和办法，将对其他城市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政策蓝本。
　　
　　“破题”需要系统改革
　　
　　现在，大城市针对“新二元结构”问题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启动了优秀农民工评选，当选者可依据相关政策规定申办城市常住户口；同时通过扩大公办学校招收比例和委托民办学校招生等方式，保证进城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就学。
　　
　　就实质而言，“新二元结构”问题导源于户籍制度难以适应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社会现实：由于户籍所在地的差异，城市中不同群体在分享经济社会利益时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以不同方式为城市发展作着贡献，却难以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社会保障和文化资源。所以，解决“新二元结构”问题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
　　
　　大城市在率先化解“新二元结构”方面虽已开始“破题”，但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以及“破题”举措的零散性和探索性，当前尚未形成系统化、常规化的政策体系；未来，应当依照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的次序，在充分考虑和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相关体制完善，持续探寻“新二元结构”的化解之道。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