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１９１８年曾经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谁能想到，９２年前的一声呐喊竟然成了今天真实的社会写照。今年上半年接二连三发生的校园血案，魔掌一次次地伸向含苞待放的幼小生命，刺痛了国人的心，绷紧了全社会的神经。

　　自杀——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杀人——如前段时期屡见报端的“灭门惨案”，以及最近一段时期屡屡发生的校园血案。一件件、一桩桩血淋淋的悲剧，经过发达的现代媒体的广为传播，引发人们一连串的追问：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难道说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付出环境退化、贫富悬殊的代价，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承受得起这样的代价吗？我们该怎样走出这样的怪圈：物质上的富有，精神上的贫乏？谁也无法否认我国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同样无法回避沉重的追问。

　　杀人与自杀，看上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同样的事实：用极端手段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与对生活的绝望。只不过，前者令人憎恶，后者令人惋惜。其实，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看一看“默片时代”的《摩登时代》，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表现了在单调、重复、枯燥的流水生产线上长期劳作的工人是如何发疯、癫狂的；再看一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篇《自杀论》，他运用社会整合的概念，分析在社会失范时期由于社会整合度的下降，人们陷于焦虑、绝望与无助中从而导致自杀率大幅上升。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人类的心灵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迷茫、困惑、愤懑、无助，成了这一时期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首创“失范”（anomie或anomy）一词的涂尔干认为，失范就是社会没有对幸福规定清晰的界限。当代中国就处在这样一种失范时期，无论是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上层、中层还是下层，都缺乏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人类的宿命，还是一种命运的无奈？

 　　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人生而有群”（荀子语），“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先贤的话语犹在耳边回响，可社会发展的巨轮却正在无情地扭曲、撕裂人的本性。快节奏的生活、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城市生活难以抵挡的魅力、分割的生活空间、强烈的隐私意识和不断膨胀的权利意识，不断地把人们从守望相助的乡村抛入陌生冷漠的都市，亲情、友情、乡情不断褪去温馨的外衣，逐渐显露出追逐功利的本来面目。快乐与谁分享、痛苦谁与分担？如果失去了心灵家园，即使成功了又有何快感？万一遇到了挫折我们又该向谁倾诉？

　　很显然，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我们不能看做是偶发事件，也不能看做是孤立的个体事件，凶手固然可恨，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义愤填膺、惋惜叹息，那么，类似的案件必然还会不断发生，我们的心灵仍然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出路只有一条：重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和情感联系。

　　人类虽然常常干蠢事、傻事，但也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品质：理性与反思。在经历了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人类开始不断反思现代化本身带给人类社会的伤害。例如，“低度发展理论”的提出、环保运动的勃兴等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社区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nism）的兴起，他们主张要建立一个“好社会”（good society），宣称“必须以社区主义的观念来影响我们时代重大的法律、道德和社会问题”。其核心观点就是，反对贪婪、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和脱离社区的倾向，呼吁重建社区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也许，在工具理性滥觞的年代，这些呼吁、这些主张显得很微弱，甚至很可笑。但是，一桩桩血案在不断刺痛我们眼帘的时候，也在开启民智、激发反思。果真如此，则血没有白流，也算是一件幸事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