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度我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担当也随之升级。CFP供图
■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属性,这是我国成为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前提条件
■为了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主动介入
■为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在心态塑造和角色定位上进行调整和实现转型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近年来,作为快速增长和变革的新生力量,我国正在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崛起受到来自世界各个方面的议论和戒备,面临“崛起困境”。要创建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有效化解“崛起困境”,需要明确把握我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国正面对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它考验着我国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理念。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变
发展中国家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属性,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定位。这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前提条件。
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也是基于长期的身份认同,它意味着在国际上要承担与之相符的责任。经过30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总量,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我国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即使按照中国人均收入1300元贫困标准线,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将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并且致力于缔造和平的周边环境,由此构成我国外交60年的永恒主题:前30年的主题为和平共处,后30年的主题为和平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身份和责任履行,固化了国家内在本质属性和对外的政治选择,从而影响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制定,使我国和平崛起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平崛起要求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协调,建立一种政治秩序、规则及机制,实现平等、平和、有序、融洽相处的局面。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是我国崛起过程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本质属性。
综观几百年西方大国的崛起历史,崛起的国家往往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构成不稳定因素,它必然与战争、武力及海外扩张相伴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西方大国崛起就是靠武力及海外殖民掠夺来完成他们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经济起飞的。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组织形式不仅对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构成了制度性的制约,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发展的目的。我国之所以要通过“软实力”使世界变得更为和谐,主要基于我国社会内在的特性及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引进外资、国际市场的畅通,及技术引进、创新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成全了我国的和平崛起,因此,我们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
建国60多年来,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大致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每一次演进都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奠定国家经济基础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时期。它标志着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从根本上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使世界强国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走向终结。冷战期间,我国为求生存、尊严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战略较量,并在战略鼎立之势中站稳脚跟,塑造了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环境,这成为我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起点。在对外关系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面旗帜,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且逐步走向成熟并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国家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更快地发展。此时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党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延续与深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升,逐步走向繁荣富裕,跻身世界经济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提出,与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因此,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韬光养晦是这一时期的主旨。
第三阶段,21世纪第一个10年,经过3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国逐步崛起开始走向富强,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呈上升趋势。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逐步开始认同、接纳我们,由过去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转变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当今时代的趋势和要求,体现了对话求安全、和谐谋发展的共赢大思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与重大调整,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渴望和平、安宁和发展,期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为使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海外利益不断延伸与拓展,很多事情如果不去作为是不现实的。为了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为了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主动介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因此,这一时期我们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前者是由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后者是由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所要求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的关系,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
顺应大势调整心态
作为一个逐渐步入世界事务中心地带的大国,面对不断变革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一个根本性的新命题再次考验着我国外交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即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大国,我国究竟应以何种身份与角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崛起大国相适应的作用和影响力。为此,需要在心态塑造和角色定位上进行调整和实现转型。
第一,以建构新型大国身份为首要目标,遵循对外关系的心态要向大国心态转型,并以统一性的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制定对外发展的大战略和新思路。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世界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平衡和协调,趋利避害,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根本利益出发,善于运用大国的战略影响力,既要对全球性问题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又要保障我国的海外权益,坦诚地表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安全关切。
第二,培养大国心态,塑造新型大国形象,在崛起过程中逐步提高必需的心理素质和政治掌控能力。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需要以一个既是外交大国,也是外交强国的姿态展现。确立新型大国的角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发展的期待如何,注重发展理念、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创新。理念上树立和平大国的形象,对外关系上呈现自信大国的形象,价值观上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外交强国是以国际角色的地位和外交上的娴熟技巧为标志的,唯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刚柔相济,才是强国外交的精髓所在。在不同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是探索适合我国崛起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第三,建立一种以内政外交相对独立为前提的新型内政外交关系,实现外交能力向统筹兼顾的战略转型。建国60多年来,我国外交中前30年政治诉求是主体,求生存维护尊严;后30年经济诉求是主体,求发展争取平等。可见,国内政治重心的转变重新界定了国家的对外利益,把内外两个向度的因果逻辑与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处理对外关系,是我国外交60多年坚持的基本原则。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和平崛起,外交上也要探索自身的行为模式与相对独立的特点,由过多强调军事忍耐、外交忍耐向全方位维护国家利益转变,由偏重国内发展战略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重视国际战略和提升我国大国地位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如何提升外交能力,其着眼点在于做好统筹外交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