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的价值观相冲突
2010-09-14
作者：张东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随着流动儿童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伴生的另一个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在与父母长期分离的环境下，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如何进行社会化？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表现上与父母之间是否有冲突？笔者对两名有着不同家庭背景的河南留守儿童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质化访谈与田野追踪，运用民族志的手法展示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化经历，以及他们与远在城市的父母之间存在的价值观冲突。
个体社会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合格的社会成员，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定的角色。米德认为，“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是符合一定的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由于从小父母就出门在外，留守儿童不了解什么是父母赞许的行为模式和对他们的社会期望，他们只能转向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人（譬如抚养人、兄弟姐妹和其他扩展家庭的成员，或者家庭外的同辈群体、老师等），从对这些个体或者群体的观察和模仿中习得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同时，由于缺乏日常互动，外出的父母无法完整系统地将自己的生活知识、经验传递给子女，也无法教化子女认同父母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随着留守儿童渐渐进入青春期，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处世方式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在父母缺失的状况下通过模仿学习农村社会中其他社会角色而内化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必然会与身居城市、接触城市文化与价值观的父母产生冲突。
“为了学习花多少钱也值”与“为上好学校花很多钱根本不值”
本研究的两个留守儿童都来自河南A县。梁小雅（化名）出生在繁华的C镇，妈妈中等专科院校毕业，自小雅3岁起到上海打工，现任某酒店大堂经理，爸爸在乡政府上班，月平均家庭收入4000元，在C镇属于高收入家庭，有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赵龙（化名）出生在L乡，父母都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自赵龙6岁起外出打工，目前在上海以承接建筑工地的散活为生，收入不稳定。
梁小雅的妈妈基于自己在城市打工的经历，深深地感到学历和知识对于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梁母中专毕业时，原本有机会去念大专，但是由于当时不愿承受读书的辛苦，便早早地开始工作了。时至今日，看到城里人因为念书而获得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梁母十分后悔，对梁小雅学习严格要求，希望女儿不要像自己这样为生计奔波劳碌。梁母认为，“现在这个社会，有知识就是有钱”，“只要是为了学习上的事，花多少钱也值得”。
2009年夏，中考成绩公布，梁小雅成绩中等，能被县一高、二高录取。经多方打听得知，如果交两万元的借读费，小雅也可以去信阳高中（市重点）念书。下面的访谈进行时，小雅正在为去哪所学校念书而犹豫不决。
研：“你到底想去哪个学校啊？”
梁：“一高偏理，二高偏文。我想去二高，因为报二高可以免费，我可以用省下来的钱去北京旅游啊。”
研：“为什么不去信高啊？”
“上信高得花钱。一年借读费一万八，还要交住宿费和学费，一年得个七八万呢。都够我吃一辈子热干面了。”
研：“钱的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操心的。你妈妈让你上哪个学校？”
梁：“我妈当然让我去信高了啊，我不想去，那得花多少钱啊。”
梁小雅深受农村环境影响，虽然渴望去条件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听到高额的费用就退缩了，尤其是这个费用相比农村日常生活的开销来讲实在是太高了，因而对上信阳高中的价值持有怀疑态度。“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在哪里上学无所谓，关键是看自己，为了上好学校花很多钱根本不值得。”
梁母出于“望女成凤”的急切心理，不断给梁小雅施压，9月份高中开学，小雅最终听从妈妈的安排去了信阳高中念书。但是小雅的接受并非基于相同的观念和态度而形成的主观认同，而是在客观环境下的被迫接受。
“凭技术打工”与“上大学的理想”
与梁小雅的母亲不同，赵家父母念完小学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在乡下时，种地不需要太多文化知识。去了上海后，两人在建筑工地的这份工作只要懂得砌砖之类的技术就能挣到钱。他们在上海打工的同行大多没有什么学历文凭，赚钱相对多的人都是掌握了一门技艺，如开车、理发或装潢等。赵家父母从自身的社会经验出发，认为文化知识并不是十分重要，懂得技术才是关键，“有技术的人到哪儿打工都能挣钱”。因此，两人对儿子的学业要求不高，基本上是采取放任态度，也不十分关注赵龙的考试成绩，认为让孩子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没有指望他一定拿多少名，考上重点学校”。
虽然父母没有施加太大压力，但赵龙是一个努力的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与班上其他留守儿童相比，赵龙对自己的状态比较满意，“我觉得每天过得比较充实吧，除了学习，我好像也没其他事情做了。班里其他人（留守儿童）也不学习，成天闹事。”可见，由于父母和周围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学习寄予太高的期望，赵龙的心理负担不像梁小雅那样重。中考前，赵龙在访谈中也表示出他对自己的学业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
研：“复习紧张吗？”
赵：“嗯，物理化学有点难。”
研：“你想进哪个高中啊？”
赵：“随便，能考上哪个就哪个吧。”
研：“那总得有个目标吧？”
赵：“我想进二高。”
研：“为什么不去一高呢？”（一高在县里是重点学校）
赵：“二高偏文，我理科差。英语不太好，物理化学也不行。”
较低的教育期望虽然缓解了赵龙的学习压力，但他很希望能有人辅导他课业。由于性格内向，他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时常常觉得自己孤立无助，有时兴致来了也能一点点地自己去“啃书本”，但是大部分的问题他都选择放弃。作为一名学生，赵龙当然期望能够学好知识，考上理想的学校，但是在城市底层打工的父母局限于自身的经验，并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也没有（或没钱）请家教帮他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反而认为只要他生活得好就可以了，等他走出校门再学一手技艺，能自食其力就是最好的结果。
同是在城里打工，梁小雅母亲接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因而对女儿的学习寄予了厚望，但是赵龙的父母接受的却是劳工阶层对学校文化资本的抵触，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赵龙最后也可能走上社会底层劳工的道路。
在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与身居城市、接触城市文化和价值观的父母产生的冲突，在梁小雅和赵龙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好社会经济地位起点的梁小雅妈妈在城市里进一步认识到了教育在个体向社会上层流动中的作用，与没有在城市生活过、被巨额学费吓坏的女儿之间存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出身农民的赵龙父母在城市里成为了底层的劳工阶层，无法认同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教育价值，却让试图努力学习的儿子感觉孤立无援，缺少必要的学习支持。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不仅反映了代际之间（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差异，更体现了城乡、阶层之间教育价值观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