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初中后”教育 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
2010-09-14
作者：熊易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长期以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为主”的“两为主”方针，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市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截止到2009年年底，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总数达42万人，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读的占66.5%，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么，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究竟对这些孩子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有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在上海市抽取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和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各一所进行了问卷调查。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受歧视感更强
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中，大部分学校将本地学生与农民工子女分别编班，这种做法通常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歧视性的隔离措施。
笔者考察了农民工子女对独立编班所持的态度。公办沪城中学（该校实行独立编班）的农民工子女中对独立编班持反对意见的比例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低大约8 个百分点，选择“视学校目的而定”的比例要高出后者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正处于独立编班状态的公办学校学生对独立编班的态度反而相对温和。这说明独立编班与混合编班并不是简单地对应着隔离与融合。
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访谈，我们发现，一方面，混合编班的确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尽管学校声称实行分类教学、独立编班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把学习能力和出身背景相似的学生编在一个班级进行教学，教师容易把握班里学生的学习进度，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分类教学导致了永久性将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的倾向，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歧视，会越发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混合编班虽然强化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互动，但同时也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概率。独立编班状态下，双方由于隔离而相安无事；混合编班反而使双方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更容易发生冲突。儿童之间的人际冲突其实非常普通，但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这种冲突往往被解读为一种歧视，从而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混合编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并不能有效地化解群体隔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同校，更有可能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而不是促进社会融合。同样是公办学校，混合编班的模式较之独立编班，虽然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提高，却使之感受到排斥。当然，较少的“受排斥感”并不意味着融合，毋宁说是由隔绝导致的漠然。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前途预期更悲观
受访的农民工子女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比较悲观，而且年级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悲观；而上海本地儿童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要乐观得多。农民工子女中认为有志者事竟成的比例比上海本地儿童少了20多个百分点。究其原因，随着年级升高，农民工子女看到了升学的制度性瓶颈，对于升学和成功的预期降低：一方面，在上海无法考高中、考大学；另一方面，由于这边的教材不配套，回老家考高中也缺乏竞争力。
调查还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加悲观。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即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甚至导致自动放弃在学业上的努力。由于这些孩子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较高，更加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更倾向于力争上游，因此他们的挫败感也更加强烈。
有别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他们比较缺乏学习积极性，打算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比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整整低了10个百分点。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社会，享受由工作所带来的成人角色。这是因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盛行与校方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则认为这种“混混行为”是一种堕落。
阶层固化导致“新读书无用论”
由于现阶段农民工子女只能在城市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所以学校教育对于促进其社会流动的作用甚微；而回到老家继续学业，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的情感代价。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了直接就业或接受中职教育，从而加速了阶层再生产的速度。在笔者所调研的多个农民工聚居区，鲜有就读于正规本科院校的农民工子女。
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80后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18岁，而90后平均年龄只有16.2岁，前者意味着高中毕业，后者则意味着初中毕业或高中辍学。随着社会发展，90后的受教育程度本应高于或至少等于80后，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会选择尽早打工而非继续读书？
笔者在对家长的访谈中发现，一种“改良版”的“新读书无用论”正在农民工群体中悄然兴起。这种观点区别于传统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笼统地认为读书无助于改变命运，而是认为只有考上大学甚至名牌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如果不能考上大学，干脆连高中也不要上了，反正毕业后同样打工；至于中专、技校，更是浪费时间，不如早点出来挣钱。“蚁族”的存在更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论调。2008年上海32所中职学校试点向农民工子女开放，预留了2000个名额，但最终只录取了1200人，原因主要在于当前职业教育、技工教育的社会评价较低，不能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
需要解决“初中后”教育瓶颈
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无疑是一项以人为本的意义深远的举措，但是，这项政策能否达到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预期目标，还取决于其他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初中后”教育的瓶颈问题。如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无法就地升学，那么这一举措对于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将十分有限。从教育层面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城市政府不能仅仅着眼于提高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而应当更多地考虑为农民工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初中后”农民工子女的出路问题。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吸纳不能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更“高端”的教育资源，否则，不仅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可喜的是，《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要“制定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但开放高中阶段教育直接牵涉高考制度的改革，这一规划目标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互动。
其次，只有办好职业、技工教育，农民工子女才会乐于接受中职教育。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职校、技校办学水平低，秩序混乱，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如出一辙。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技工教育的发展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无法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在这种形势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在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可以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就业竞争力。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是以城市移民政策逐步取代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将定居型的外来人口视为“新移民”，进而将其转化为“新市民”，这一群体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由农民工问题派生而来，从逻辑上讲，只有从制度层面解决农民工的公民权问题，才有可能逐渐实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并使他们作为第二代移民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