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博士通过梳理历史数据，总结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波动情况，得出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高博士首先列举和讨论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实际增速”和能够反映在经济强劲增长时一些关键部门承受压力情况的“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两个数据。从第一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过去20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有两个高点，分别是1992-94年和2002-04年，这两个高点距离整整十年，并且关键原因都是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强硬增长。从第二个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1993-94年以及03-04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数据上看93年压力似乎没有那么紧张，但是93年存在非常广泛的拉闸限电现象，2003年上海外滩夜间景观照明都很难保证，所以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已经逼近极限，说明当时基础设施支持经济增长能力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高博士回顾了针对这些数据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指出相隔十年的两轮调控都看到贸易盈余周期性收缩，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清除产能过剩，同时保增长的压力是政府经济政策调控的重点。1993年后，中央严厉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2003年后，中央再次加强对信用的控制，整顿土地市场制度，清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两轮调控也是相距十年的时间。在1995-97年宏观调控自生周期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经历了趋势性的大幅度上升，尽管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外需非常差，但1998年我国贸易规模绝对量却创了新高。十年后，2005-07年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再次连续几年经历了非常急速的上升。两轮实践，宏观经济政策都显得志得意满。1998-2002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转向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同时结构政策试图清除产能过剩问题。1998-99年，政府对纺织行业的产能过剩进行物理性清除，如今，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另外，从对外盈余来看，尽管200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恢复得非常强劲，但99-2001年中国对外盈余趋势上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同样的，在今年一季度出口大量反弹的情况下，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盈余也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可见，出口的波动对对外盈余的解释从来就不够强。

　　接着，高博士总结了结构政策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末端，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数量巨大，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有20%-40%。另外，A股市场经历了显著的泡沫化，2001 年上半年静态市盈率上升接近70倍的水平，随后经历了五年时间清除泡沫。2010年回看这轮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除了产能过剩之外，从银行体系压力来讲，目前最重要是银行体系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压力。今年年初的数据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银行贷款余额20%左右，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都是“空手套白狼”，如果银行不能对这些贷款进行不断展期，这些地方现金流方面很快就会爆发出来压力，不过短期内这个问题还不会暴露。第二个与之联系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相当严重的泡沫，中国一线城市今年一季度租金回报率在2%—2.5%附近，如果房地产市场泡沫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大范围下跌，地方土地很难卖出去或者很难卖到很好的价钱，这样银行资产质量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股票市场结构分化达到惊人程度，尽管主板市场估值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估值水平之高令人震惊。为什么1996年、2006年市场疯狂追逐蓝筹股，2000年、2010年市场抛弃蓝筹股追逐创业板股票?背后一个深刻原因在于市场认为我们处在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不管新一轮经济周期何时开始，它同上一轮经济周期蓝筹股、支柱行业都没有太大关系。

　　另外，高博士认为尽管资本总量在积累，但是在一轮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积累方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变化本身就体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体现了制造业复杂程度和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一个角度是观察一个国家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制造业复杂程度的上升总是表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越来越多的出口复杂制成品和资本设备，而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都是这样的。96年纺织、服装有非常大的净出口，06年钢铁、相对复杂制成品有非常大的净出口。同时，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沿着一个线性的均匀速度前进，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周期性，这个周期性在经济政策对外盈余、资本市场很多层面都能体现出来。因此，从2009年开始，包括今明两年中国处在新一轮大周期开始的位置，不可能由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引领，新一轮周期由哪些行业引领，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高博士认为下半年要着重看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维持在非常低的平台应该是大的趋势，受这样的影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开发投资在今年下半年也将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样的下降也将对经济增长构成非常大的压力。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无论对改变经济整个调整格局还是对改变经济增长率的基本态势，都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经济最终调整会向新一轮经济周期过渡，这仍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仍然需要在体制层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需要进一步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