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1日希腊政府上调赤字率，导致希腊债券评级下调，希腊危机逐步浮出水面。经过旷日持久讨论，欧盟和IMF在2010年5月上旬危机急剧恶化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一致意见，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此后希腊危机步入调整阶段。

　　救援计划使危机局面得到控制，然而化解和根治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演变面临三种前景。一是逐步化解的合意前景，即希腊以及欧元区债务严重国家推进结构调整并以放慢增长为代价走出危机，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可能性较大。二是如果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银行流动性困难转变为银行危机，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三是希腊或若干国家退出欧元区，可能出现欧元动摇甚至更糟糕形势，发生这类情况概率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五方面因素影响危机演变前景。一是希腊能否协调国内矛盾实施调整？梳理媒体报道，危机以来至少已发生14起罢工抗议事件，调节社会压力构成重大考验。二是德国等需要在财务上施以援手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利益矛盾和政治压力，维持和巩固欧元区国家之间合作意愿。银行流动性困难及其演变为银行危机的潜在风险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欧元区国家之间传染效应能否得到控制。最后是欧元区政治家和公众能否力在建立财政约束和有序退出机制方面取得突破，解决避免未来危机的深层根源。

　　希腊危机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从开放宏观分析视角看，持续“双赤字”以及缺失货币调节手段具有关键影响。希腊增长方式失衡伴随过度赤字和债务。从总需求分解角度看，1990-200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对消费依赖程度高达89%。高赤字是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关键支持条件。1990-2009年年均赤字率高达7%以上，只有一年达到3%标准。债务率一直接近100%，2009年高达110%。

　　希腊服务贸易一直有盈余，但是货物贸易赤字率20多年一直在两位数高位，贸易赤字率从1990年8.7%加剧到2002年14.4%，金融危机前几年在11%-12%高位波动。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匹配成双赤字。

　　双赤字导致希腊政府负债结构高外债特征。外债从2004年1220亿欧元持续飙升到2009年2240亿欧元，外债占GDP比率从2004年66%增长到2009年90%。历史经验表明，外债比率过高更容易发生违约等债务危机。背负“双赤字”重压的希腊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处于极为脆弱地位。

　　加入欧元区丧失货币调节手段。上世纪70-80年代希腊也经历宏观严重失衡，1973-1993年一直面临二位数通胀率。这一时期希腊“德拉克马（Drachm）”贬值7倍多控制外部赤字失控性扩大，利率从5%提升到18%调节内部失衡。宏观管理失序拖累当时增长，但是困难局限在国内，也没有目前这样紧急深重危机。新世纪欧元时代希腊外部严重失衡加剧，然而希腊实际汇率反而升值20%。在一定时期可以依赖“借来的信用”低成本外部融资背景下，希腊政府缺乏足够压力调节过度债务。最终酿成严重危机恶果。

　　依据国际机构最近预测，如希腊危机就此逐步化解，对全球经济影响比较有限，欧元区、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2010-2014年年均GDP缺口扩大0.4%到0.16%。如危机恶化，则有严重影响：上述经济体年均GDP缺口扩大0.83%到2.15%。全球经济直到2014年底仍处于GDP正缺口的不景气状态。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影响可以从贸易、投资和经济政策等不同方面观察。从贸易角度看，对欧洲主要高负债国家（GIIPS）出口在2009年占我国出口3.5%，对希腊出口仅占0.25%。只要危机不扩散至整个更多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应相当有限。

　　从投资角度看，根据COFER数据，近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有约30%投资于欧元资产。如果中国储备投资结构与此类似，持有欧元资产规模可能高达7000亿美元之数。欧元贬值对我国储备投资收益影响显著，万一出现欧元动摇最坏局面，我国将面临重大利益损失。考虑我国储备投资比较重视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此前直接投资希腊等国债券规模或许较小。

　　从经济政策角度看，欧债危机一度使人民币汇率政策更为谨慎。不过长期来看，欧债危机表明巨额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具有内生性风险，因此可能有助于我国重新审视当代全球化环境，选择更为灵活人民币汇率体制，避免大国追赶阶段积累过多外汇储备导致内生性风险。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会使中国对全面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更为审慎。

　　还应看到中国经济与欧债危机具有双向影响性质。中国经济增长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希腊和欧洲应对危机。由于欧元走弱等方面因素作用，今年3-4月我国从希腊进口同比增长40%，从欧盟进口同比增长30%。我国企业参与投资有助于希腊等国实施经济调整和应对危机。

　　希腊危机对“重温常识”具有多方面启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作用相互交织结果，欧债危机说明认为只有市场失败才会导致危机看法并不准确。危机强调财政纪律重要性：“3%和60%”标准说明欧盟深知财政纪律重要，然而未能真正付诸实践，结果受到惩罚。危机提示宏观失衡危害。经济增长近九成靠消费推动，贸易赤字比率十多年持续超过10%，宏观增长方式失衡促成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危机警示需要重估放弃主权货币工具的代价。单一货币带来明显利益，如节省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借来”信誉降低融资成本等。然而放弃汇率和货币调节的真实代价，则要通过重大危机才能被具体认知。在财政有效约束/财政一体化前提条件不能满足时，放弃国别汇率和货币政策调节机制难以持续并蕴含重大风险。这对我国如何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选择人民币汇率体制具有重要认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