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教授讨论了当前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刘易斯拐点的两大争论。一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如此严峻，劳动力供需市场就会平衡。二是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按照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在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会上涨，如果涨工资将使中国失去竞争优势。但事实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

　　解决争论需要考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比如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劳动力退出存在障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都较为自由，但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难度也在增加；工会基本不发挥作用等。而刘易斯拐点暗含的假设是人口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能自动合理地分配到各个产业，这与中国的现实并不吻合。

　　关于第二条争论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周教授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有两点原因。一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农村收入不断增加，若要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需要给予更高的工资。二是随着物价上升和社会保险金缴费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因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并会一直延续下去。

　　工资上涨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会使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会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尽快调整与升级。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首先要改变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服务业就业比例过低的局面，积极促进服务业发展，以吸收制造业因资本密集度增加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其次，由于工资上涨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政府应考虑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避免其破产而使失业率上升。中国的名义税率仅次于法国，如果算入征收的费，可能已经超过法国。对企业而言，应加快技术进步、扩大品牌优势、提高竞争力，同时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关于第一条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周教授持否定的态度。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首先，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位居世界第11位。但如果分区域看，在腾冲至黑河一线以西，64%的国土面积上仅有5%的人口，而在该线以东，36%的国土面积上承载了95%的人口，这一区域的人口密度则位居全世界第3，仅次于孟加拉国和印度。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第三，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业向城市流动。第四，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仍然巨大。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首先分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高峰时期曾雇佣1亿3千多万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千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百万，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其次分产业结构看，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第三产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可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和第三产业相差有多大，而刘易斯拐点的假设之一是农村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再次从企业规模结构看，地方许多企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很少。因此，将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结合起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