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教授回顾了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几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缺工现象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工资强度大和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二是富士康跳楼事件。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共发生15起跳楼事件，尤其在5月份呈现爆发式增长，月内发生9起。富士康于6月2日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基本薪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又于6月7日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薪资将上调至2000元，上调幅度超过了66%。

　　三是本田罢工事件。今年5月27日，本田公司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零部件工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零部件供应的中断，致使4家在华整车工厂也被迫停产。6月4日，劳资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每位工人月工资增加500元，平均月薪增加至2044元。这一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企业忽视劳动者权益、非法用工、工人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提高，以及缺乏问题解决的正规渠道等。

　　四是涨薪潮。前面三起事件归根结底均与工人工资低有关。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宣布自7月开始，深圳市关内外最低工资标准统一提高至1100元/月，关内外涨幅分别达11%和22%，创下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最高幅度。从7月1日开始，北京等10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用工荒、政府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推动、通胀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等都构成了本次涨薪潮的原因。

　　基于以上事件，曾教授引出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曾教授也给出自己对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视。基于他以前的一项研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2006-2020年间15-24岁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至2020年仅有约目前一般的劳动力；而55-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一直在增加。总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巨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目前的供求矛盾。根据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季度报告，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得到舒缓，09年1季度就业压力处于顶峰，现在已处于低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很低，但自然失业率非常高，一是由于摩擦性失业，目前中介还不发达，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二是因为结构性失业，尽管劳动力市场有空缺，但求职者没有掌握所需的技能，结果继续失业。

　　其次，就业质量成为新关注点，就业不充分、不稳定成为突出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季节性就业更加突出；外出打工者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且权益得不到保障；许多就业者的劳动关系不稳定，如派遣员工。举几个例子。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调查显示，2009年当地外出打工者中约有14.2%并无固定工作或者从事废旧物品收购等自营职业。2009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显示，有接收单位但尚未签约者占毕业生总数的24.3%，除了用人单位还在走程序的原因，其他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为临时性工作以及对工作不满意而暂时未与用人单位签约。

　　再次，就业能力是制约转型的最大障碍。据麦肯锡调查，中国每年新培养出约1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2009年对中关村地区的调查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首要长期原因。

　　第四，劳资关系受全球经济影响呈现复杂化特征，理论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强化。虽然人才竞争促使高端的人才市场价格上升，但低端的劳工市场难以全球化，工资呈向下竞争态势。同时全球劳资关系复杂化，如国家间出现岗位竞争，劳资冲突由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事件等。

　　最后曾教授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养老金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加大中介服务建设，减少摩擦性失业；工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从构建中国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思考就业战略；重视劳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