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重整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为何如此重要？
2010-08-16
作者：张茉楠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中国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对促进国民财富创造至关重要。
一、人均GDP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经验规律
财富分配对财富增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人均4000美元是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拐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很强的规律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看，人均40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再次，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五，货币汇率结构出现新变化。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经济起飞后，本币必然有一个升值的过程，这时，人均 GDP以美元计算就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过程。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中间只有4年时间。这期间日元总共升值了2.2%，经济实际增长年均只有3.5%，但是在高通胀的作用下，其名义GDP名义增长率年均16.0%，所以，只用4年人均GDP就从 3000美元增长到了5000美元。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只用了8年时间。这一期间，日元从296.5525升值到 237.5225，升值了24.9%，而GDP实际增长率年均只有3.6%，并不算高，名义增长率年均也只有7.7%，也不算很高，所以这一阶段，日本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主要靠的是日元的升值。1988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距离突破1万美元仅仅只有4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日元升值了 85%，GDP实际增长率年均只有4.7%，名义增长率年均只有6.0%。因此，这阶段主要也是依靠日元升值完成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飞跃。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贸易保护主义的意图，还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中国都将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压力。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日本经济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我国国民财富分配失衡的重要表现
内需迟迟难以启动、最终消费不足，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再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初步分配中，目前存在“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最终消费不足。
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作为导致低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与消费函数的基础模型的内涵是一致的，即收入与消费的正相关关系。这里的收入我们需要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加以描述。从宏观数据看，居民收入水平相比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时间内一直呈现稳定并略下降的态势。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将近20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全球之最，但是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GDP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各级政策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构成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持续放慢，与GDP的增长态势相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但金融危机后情况有所改善。
第二，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是我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政府消费的主要内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近年来，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政府财政政策具有“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开支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消费（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却逐年下降。这是造成政府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
Edwards等人采用36个国家从1970到1992年之间的数据检验了储蓄率的决定要素，研究了导致各国储蓄率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他们指出有必要将储蓄分解为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两个部分。政府储蓄对于社会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 1992-2001年，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在下降，从1992年的52.3%下降至2001年的41.6%，降幅达到了10.7个百分点。 2002年，该比重有所回升，达到46.35%，此后至2008年比重又下降。1992-2006年，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一直在上升，累计提高了4.86个百分点。国民储蓄格局的变化说明，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
第三，代表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日益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最终将危及中国现行的储蓄动员机制的可持续性。基尼系数由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3多一点上升到1994年的0.43。到1996年又降到0.4以下。此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又重新上升，2004年上升到了 0.44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三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在将城镇住户的实物收入和住房补贴以及农户的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纳入到个人可支配收入后，估计出来 1988年的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2，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的基尼系数接近0.47。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即使与推行类似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是较为严重的。日本的基尼系数在高增长时期基本维持在0.3-0.4之间。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情况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样没有出现恶化。在1965-1966 年间，有关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新加坡和香港为0.498 和0.467，韩国和台湾分别为 0.344和0.358。到1981-1982年期间，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降至0.443、0.453 和0.308。
三、通过国民财富重整实现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平衡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
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在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方面，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全力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此外，还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中国能否通过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重整，顺利实现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