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五常游览上海世博会后，对世博会一些场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又老话重谈，认为排队显然是一种浪费，对此，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定价难题：世博会门票如何定价，才能避免这种排队现象，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之所以说张五常是老话重谈，是因为排队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如银行、餐馆、旅游景点等地方，都会出现排队，贝克尔（1992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对于餐馆排队的现象，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并且提出了S型需求曲线（1991）。

　　张五常作为价格理论的顶尖高手，需求定律是自己最拿手的一招，竟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岂不怪哉？下面以张五常说的中国馆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张五常经过估算，认为中国馆每天可供游客数量最多是5万人，那么，管理者如何才能只让5万人参观，而又不用排队呢？张五常认为，“只要讯息（信息）费用及跟来客洽商安排的费用是零，这安排不困难”。可是，对于中国馆的管理者来说，想了解5万人的情况并加以合理安排，信息费用是巨大的，完全依靠管理者进行安排显然不现实。张五常左思右想，认为除了提高票价，别无他法。

　　因此，张五常认为，对于管理者而言，通过价格的调整，可以替代管理者的信息费用，从而使5万人不用排队，这个方法张五常自称为“讯息（信息）替代定律”。

　　可是，这又回到了问题的本来面目：如何定价，才能使信息费用为零，而不使5万人排队呢？

　　显然，张五常自以为问题解决了，其实，他又围着问题绕了一圈，回到了原地。因为，中国馆的管理者如果按照张五常的建议，提高价格，那么，价格到底定到多少合适呢？这种定价的费用，不也是一种信息费用吗，彼费用换成此费用，虽然是“替代”了，可一点没减少，也就无法实际操作。如果真要实际操作，价格一天不知道要变换多少次，这就如同门票拍卖，管理者在入口叫价，拍到价格的人可以入馆，可是，拍不到的人不依然是在外面排队，等着新一轮的叫价吗？如果每天只定一个价格，那么，和现在的固定定价有什么区别呢？又如何知道定在多少合适呢？而且，价格每天都在变，不把中国馆变成“股票市场”了，投机分子—— 黄牛党必然蜂拥炒作，岂不是更大的浪费，而且还可能“天下大乱”。

　　我很奇怪的是，张五常怎么没有建议采用“边际效用”的理念来定价呢？显然，“效用”是一个主观概念，想要具体的实际测算“边际效用”，信息费用更是多到无法计算。因此，“边际效用”这个理念对于现实问题而言，完全是对而无用的套套逻辑。传统价格理论，也就根本无法用来解释世博会门票的定价问题。

　　还是回到现实中的供求分析来吧。中国馆的供给是刚性的，也就是说，无论需求者有多少，价格如何变动，每天5万人的供给量是不会改变的，对于场馆的管理者来说，每天的需求是不知道的（需求的不确定性），当有人大量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说明需求在增加，这个时候，管理者应该灵活的调整价格，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灵活的调整价格呢（除去已卖出去的票的影响）？

　　这个问题，就和贝克尔提出了餐馆排队的问题一样，看到门口的排队，餐馆的老板为什么不灵活的调整菜价呢，以使供求平衡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餐馆老板根本不知道所谓的“供需平衡”的“边际价格”在哪里，如果他要试图通过“灵活的调整价格”而去发现“均衡价格”，很可能导致定价过高，而门可罗雀了，餐馆老板为了经营的安全起见，还是不调整价格为好，能实现一定的预期利润就可以了，而不是非要去实现什么“利润最大化”。

　　由此可见，新古典学派认为价格的灵活调整可以使市场出清、供求达到均衡，市场经济具有内在均衡的观点是如此的不现实。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主张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在现实生活中，工资如何确定、房价如何确定、粮价如何确定、利率和汇率如何确定，都是同样的价格问题，传统价格理论无法解决这些定价难题，因此，政府对这些价格进行干预，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注：本文作者何全胜在《交易理论》中提出了“新价格理论”，提出了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相协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