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1/3世纪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一,总人口经历了自发快速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初)、严格控制增长(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稳定低生育水平(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5年)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2006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相应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至1964年的7亿,1974年超过9 亿,1994年达到12亿,2004年为13亿,平均净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从10年缩短至5年,再延长至7年,最终又轮回到10年。人口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20%以下,而且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指标几乎与发达国家一致(PRB,2008)。
第二,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实现了年轻型经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跨越,按照老龄化水平达到 1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标准推算,中国人口在1999年就已经实现了老年型,把中国推入老龄社会行列,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60 亿,老龄化水平为12.04%,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达到9.16亿(15~59岁),占总人口69.01%,是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为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在男孩偏好、传统文化、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期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120(女=100)的高位上徘徊数年。
第三,人口流动自由化、规模化、定向化,虽然二元户籍制度的篱笆并没有被拆除,但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已经普遍,每年大约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既调剂了城乡劳动力的余缺,又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总体上,人口数量庞大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长远看,人口素质、结构、分布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无可替代的社会科学——亲历新中国人口学60年沧桑的再认识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的人口转变
李建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60年的足迹
王桂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年回顾及探讨
桂世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主持人评论
邬沧萍教授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口科学研究的资深专家之一,邬老以其亲身经历阐释了中国人口学60年的沧桑巨变,旗帜鲜明的提出人口学是我国无可替代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人口学扭曲和缺失,特别是错误的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把人口问题政治化,把人口学和人口理论研究打入 “冷宫”,以至于几代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改革开放是人口学发展新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口科学蓬勃发展,突破了控制人口增长是马尔萨斯主义命题的桎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自身生产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的“两种生产论”,奠定了人口理论研究的基础,在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发挥了人口学的认识功能、描述功能、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在我国人口重大决策中,人口科学研究以确凿的数据和事实,在决策咨询中起到见多识广,多谋善断的“智库”作用。人口学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实践对人口学变量需要的程度,我国面临的复杂的人口形势需要人口学更大的智慧,人口学将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朝阳科学。邬老亲历的人口学盛衰告示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人口学长盛之根本。
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人口转变,跨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李建民教授通过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增长三个变量的历史变化系统揭示了新中国60年的人口转变历程,提出中国人口转变进程历时短,速度快,仅用了1/4世纪实现了生育率转变;人口转变启动于经济非常落后时期,完成于经济尚不发达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例;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转变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实现了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提出警示:迅速的人口转变带来人口内在增长率转折、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老龄化等多重人口后果,人口转变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仍在继续,并将在更多和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来,高度关注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实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目标的重要保证。
人口流动迁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人口和社会经济事件之一。王桂新教授踏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轨迹,为我们描绘出新中国60年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全貌图。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人口迁移与流动本身是一种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效率化过程、集聚经济的创出过程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促进过程。改革开放前后30年,是人口移动的“两重天”。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壁垒森严,人口几乎不能自由流动,人口迁移被严格计划,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转军人就地转业安置、“三北”开发移民、大跃进潮起潮落“U型”移民、“三线”建设移民,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卫兵“串联”等政治移民,这些人口迁移,均是政府政策直接造成的计划性人口迁移,多数违背迁移规律,人口迁移低效低能。之后,以“民工潮”、“出国潮”为代表的人口移动蓬勃兴起,以农村人口非户籍乡-城流动为主流,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人口流动趋强并渐显活跃,成为中国的一大人口和社会经济现象。移民是促进发展的动力,人口迁移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人口迁移流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削峰填谷,取多补少”,改善中国的劳动力布局和人口分布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和相关社会公共政策改革,推动人口迁移与流动健康、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势更加迅猛。桂世勋教授从新中国60年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社会保障的历史述起,谈到未来人口老龄化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即将进入加速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目前已经达到1.6亿,本世纪中叶将超过4 亿,高龄老人将达到1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十分严峻,而且人口老龄化快速升级、愈演愈烈。老龄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养老、医疗、长期照料等问题是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同步爆发的,是在应对老龄社会各种挑战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同时显现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构建必要的制度和措施,积极准备,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老年保障体系和老年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总人口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人口峰值要在20年以后到来,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约束正在加大,人口总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震荡,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所有这些问题向人口科学研究和人口服务管理实践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认真研究,不断创新,在实践中积极应对,统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