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在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理念，这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基于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一书的理论，从人的发展角度着眼，在“十二五”期间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议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需求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
在需求结构方面，要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目前，学者们关于消费问题的观点存在分歧。为讨论清晰起见，这里把三个概念区别开来：一是消费率，指消费支出占“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消费增长率，指消费量与基期相比的动态增长幅度，而且不能等同于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三是消费贡献率，指消费增量与“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消费不是不足，并批评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居民消费增长太慢，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观点是“一个认识误区”。从消费增长率来看，近两年来与GDP增长幅度相比大体是差距不大或比较接近的，甚至在2008年消费增长率达到了9%，等同于修正前的GDP增长幅度（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更高达15%以上。然而，症结不在“消费增长率”，更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而在“消费率”。
鉴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来说，今天聚焦“消费率”就有特殊意义。从消费率看，确实是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横向看，虽然“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增长得并不慢”（焦点不在于此），但中国的消费率是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东邻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时也在 60%—70%之间），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的消费率分别为75.7%、67%、64.9%，而中国仅为49%，相差15—25个百分点。特别是从居民消费率看，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这一指标为60%，而中国仅为34%，相差 26个百分点。
从纵向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消费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48.6%，降低了13.7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1.1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而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则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这说明存在居民的消费需求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怎么能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论”是个“认识误区”呢？人，不应被视为“加工大业的工具”，而应被视为“消费大业的主体”。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
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
在产业结构方面，要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研究产业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经济增长的角度，另一个是人的发展的角度。在产业结构中，如果说农业（第一产业）与人的“生存型”需求关系更为密切的话，那么服务业（第三产业）与人的“发展型”需求关系更为直接，尤其是今天服务业中的教育、健康、文化、创意、研发、旅游等，都与人的升级性需求紧密相联。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有所上升的，由2000年的0.732升至2007年的0.772。在此期间，服务业本身也有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
从横向看，中国服务业比重依然偏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为72%，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为59%。中国大陆地区2007年服务业只有40.1%（第一、二产业各占11.3%、48.6%），而中国台湾的服务业达71.05%（第一、二产业各占1.45%、27.5%）。
从纵向看，近年来服务业比重提升微乎其微。与2000年相比，2008年服务业的比重从39%上升到40.1%，8年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上升0.14个百分点。这与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有明显差距。
需要指出，发展服务业不仅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需求有意义，而且也是发挥人自身潜能、实现人自身价值的平台。无论是处于制造业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还是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创意产业，更能发挥人的潜能和价值。随着中国下一阶段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过去那种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将向服务等“软性”要素投入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人的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
鉴于这种状况，应改变“过去8年上升1个百分点”的局面，可以考虑今后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现在40%多一点，5年后提高到45%—46%，10年后超过50%。只有这样，才能随着服务业的发展给人的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投入结构：推进主体的自主创新
投入结构的核心是解决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其中最关键的是技术创新。自主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而且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和促进问题。
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1997年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无限制资本家》一文中指出，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代“新人”——Cosmic Capitalists开始出现，这批新人既是技术专家，也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一书中曾指出，这批新人所呈现的“无限制”特点反映了信息革命所重塑的一代新人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从中国发达地区的实践看（如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探索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一批新人也开始崛起。这批新人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也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所重塑的一代新人发展的新特点。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尴尬局面，就是虽然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却是一个“创新小国”。过去30年，中国给外部的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技术上自主创新不足。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三方专利是5.2万件，中国只有0.54万件，才相当于美国的10%，甚至韩国也排在中国前面。下一步应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由“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这不仅仅是提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问题，而且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重塑千千万万个创新主体的问题，是促进一代新人成长的问题。
天人合一：促进绿色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点促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涉及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据公开的数据，中国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549万吨，超过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1414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这种情况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遑论人的尊严！
按照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比2005年下降10％，“十一五”前四年，单位GDP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9.66％和13.14％。最近，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既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也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艰巨任务。
现在，中国人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初步意识，下一步应向“天人合一”的绿色模式转型：一向技术创新要绿色，二向结构调整要绿色，三向政策设计要绿色，四向市场机制要绿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环境产权制度。这种态势需要努力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的“ESH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