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者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手稿里，重新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危机进行理论解读时，温州却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的“制度变革”——

　　今年5月，浙江温州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称，为“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人选”。消息一发布，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党务工作者报名。温州海选民营企业党组织书记这一“行为艺术”，似乎是要将后危机时代的转型升级问题，重新拉回到“问题与主义”这一历史坐标之中。

　　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无尽的“问题”，也将我国带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了更为警醒的认识。当学者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手稿里，重新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危机进行理论解读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温州，却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的 “制度变革”。向来以务实著称的温州老板，居然开出高达20万元的年薪面向全国海选“红色CEO”的“制度创新”，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温州的一种生动表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温州表情。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大困境是，在意识形态上拘泥于“姓资姓社”之争，这种争论在很多地区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错失了发展的良机。这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商品经济意识的缺失有关，也与建国后长期以来主流文化对商品经济、私营经营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偏差有关，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与主义”式问题。温州模式对这个棘手的却又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与主义”式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那个 “姓资姓社”问题还十分敏感的年代，温州人闷着头已经把民营经济做大，其企业数量和规模都堪称全国之最。正如经济学家董辅?所言，温州模式的实践对促使人们转变观念、否定计划经济、接受和赞同发展市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温州模式可谓是一种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实践，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消除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使“商品经济能否为社会主义所用”跳出了话语樊篱，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生动写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注重培育商品经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域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问题。如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皆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皆由文化解决。”

　　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会出现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与克服。我们有理由相信，温州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的党建工作和此次面向全国海选“红色CEO”事件，并不是“作秀”，而是在后危机时代里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一种实验。参与此次招选的温州忠义集团董事长姜忠义说：“党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经营决策、内部管理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区域化”实践，不是技术移植，而是文化移植，是一个适应、吸收、克服、创新、超越的过程，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决定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成为终结的真理，也意味着它在中国文化场域里生成、发展和创新拥有无限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连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们都不讳言。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人们必须接受马克思的遗产，接受它最有活力的部分”。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延续着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里实践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区域化”，为的是使马克思主义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以不同的方式畅想未来的洞察力”，使马克思主义这种“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精神一道内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

　　只要世界还存在苦难与异化，只要人的自由与解放还没有完全实现，只要人心还需要安顿，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