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华东政法大学法理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报社、《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举办“富士康跳楼事件背后的社会、法治问题”研讨会，共议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与企业管理模式转变。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李瑜青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暗流，以抬高资本的作用而否定劳动的价值。而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所谓“知识经济”、“信息经济”、“高科技经济”等名词，使不少人产生误解，认为在生产领域中创造价值的主要是资本、知识、信息、高科技，而不是劳动。对资本权利的过分推崇，并由此让它可以任意侵占劳动权利，是富士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上海经管干部学院教授朱林兴不无忧虑地指出，在一些企业的管理理念中，重资本和技术、轻视劳动的价值取向依然存在。对此，有必要予以慎重对待和辩证批判。

　　复旦大学教授孙时进说，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而努力拼搏，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怎么看重。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仅仅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开始觉醒，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需要得到尊严与爱。

　　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表示，持续的学习、交流和互动，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个性解放，从而遏制“反社会化”现象。为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企业文化建设。人不是机器人，不能只劳动不休闲，也不能只劳动不学文化。企业文化不仅能减缓疲劳，更能给人以信念。上海市精神文明办陈麟辉强调，任何情况下，企业都不该放松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要在内部提倡尊重一线劳动者、尊重所有员工人格尊严的良好风气。

　　同济大学教授蒋晓伟提出，传统文化的缺失，浮躁、功利的竞争氛围，社会缺乏足够调适个体心理意志的机制，这些因素导致新一代务工人员找不到精神归属的家园。为此，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救济机制，让困难群体拥有表达利益诉求的适当途径，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认为，新形势下，一方面传统的制造业模式亟待升级，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多元化诉求也要得到关心和回应。其中，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失为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