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九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不仅成为国内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而且也早已成为美国学界关注的话题。
研究取向不断变化
学术研究具有时代性，美国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即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以五四运动为选题的专著，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陈真道的《上海的五四运动》等。这一时期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五四”历史事实。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此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五四运动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因此需要对五四运动的发展经过作一详细而完整的梳理。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涌现多部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格里德（Jerome B.Grieder）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0）》、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等。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五四运动研究多以五四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为研究对象。格里德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分析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林毓生则以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三位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为代表，探寻其反传统意识的源流及性质。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仍有不少关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思想的论著，但更多的学者不再从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考察五四运动了。塞西尔·多克赛（Cecile Bahn Dockser）的《杜威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关注的是杜威的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反应；孙隆基的《荒野之外：从五四到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奥德赛》，分析了为五四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所珍视的“自我个性解放”是如何为集体主义意识所取代。
进入新千年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投向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组织，考察五四时期新思想观念的建构、传播及其被大众所运用。安娜·古斯塔夫森·陈（Anna Gustafsson Chen）的《梦想未来：五四时期的公共实验》，以考察20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初北京劳工学习互助组和湖北利群书社的背景、发展及其最终失败为中心，通过对社团参与者及其背景的分析，探讨了社团参与者的境遇以及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
研究范式明显转换
美国的五四运动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聚焦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并且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北京和上海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精英知识分子。仅以胡适为研究对象的就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周明之的《五四时代中国的科学与价值：以胡适为例》、魏素伦的《胡适的新文学革命研究》、杨成德的《胡适：实用主义者与中国传统》等众多研究论著。
研究方法上，美国的五四运动研究呈现明显范式转换。50年代，美国学者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多采用叙述手法，描述历史事件发生之全过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历史画面。60年代后，美国学者转向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多采用思想文本分析方法，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透视五四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入90年代后期，对五四运动研究则注重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探讨五四思想观念的产生、传播以及遍布全国的青年学生如何接受、解释、利用这些思想观念。
再者，美国学者的五四运动研究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其着眼点多基于现实关怀。例如，莫里斯·迈斯纳选择研究李大钊思想发展，因为“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迈斯纳认为，“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毛泽东那里引起了特殊的共鸣”。换而言之，研究李大钊这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也就能了解毛泽东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理解“毛主义”。
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
美国学者基于独特视角、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念对五四运动所作的阐释，颇受学界的关注。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以其独特的理论设计、富于洞察力的分析和极有挑战性的结论，不仅在80年代以后的汉语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持久而热烈的争议，流波所及，至今未已。
由于价值取向和理论模式的迥异，美国的五四运动研究与国内有不同之处。仅以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为例，国内学者多将五四运动视为反封建的政治社会运动。美国学者基于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及西方思想的复杂关系，对五四运动作出不同评价。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借“传统一元论思想模式”激烈的反传统运动；舒衡哲将五四运动看做是反抗传统思想文化秩序、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理性启蒙运动；格里德则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美国学者的研究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对五四运动的新思考。对五四运动而言，自运动肇始便有人对其进行批判。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颠覆。8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运动质疑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有学者认为“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更有论者指出，“令我觉得遗憾的是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我们文化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民族会渐渐丧失其内部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
“五四”真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吗？现在流行的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其实隐含着某种历史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目标，只是激进主义导致了一连串错误选择。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激进主义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设身处地的想，在1919年四面楚歌的文化语境中，反传统主义是否有必要？舒衡哲借周策纵的话给出答案：“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五四’式的怀疑精神）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 ‘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迟拖延，其原因正如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中的结论所言，不在于“五四”传统，恰恰是由于它没有成功完成启蒙任务的缘故。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是必要的，这种批判精神本来就是五四运动蕴涵的一种特质，但问题是批判“五四”的结果不是为了否定五四运动，而是为更好继承五四精神，这才是我们认识中的误区。
美国学者的研究，同样也为进一步开展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五四运动对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独特意涵。但正因如此，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常出现较明显的非学术化倾向。人们常常从现时政治斗争、思想教育、文化批判等需要出发，到五四历史或五四传统中寻求价值尺度、思想与行为的合法性注释、当代精神的动力源泉。这样做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非学术化研究只能得出片面肤浅的结论，缺乏对历史的深刻把握，而且常出现臆测、颠倒事实的缺憾。笔者以为，五四运动确实是一个可以从诸多角度为当今提供有益借鉴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常作常新的研究课题。但应当明确，重作历史的原因或条件在于研究者认识能力的提高，也包括从现实需要中发现以往研究的不足，而不仅仅为满足一个时代某些方面的需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