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这个术语存在争议。西方学界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亚文化”作出了界定。本文对亚文化研究历史的梳理是基于这种意义上的亚文化内涵，即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疏离甚至背离，既包括与主文化存在差异、相疏离的亚文化，也包括与主文化相背离、对立的亚文化即反文化。

　　西方学者对亚文化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流民亚文化研究；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后亚文化研究。

　　流民研究：发出亚文化研究的先声

　　当代西方亚文化的历史应追溯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即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亚文化。16世纪中期，亚文化先表现在伦敦无业游民中，后表现在乞讨者和妓女群体中。到19世纪中期，流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扩展到欧洲的主要城市和美国纽约，巴黎的浪子文化是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流民亚文化，而在纽约较具代表性的则是儿童流浪者文化。与此相关的早期流民亚文化研究也应运而生。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不系统，甚至并没有使用“亚文化”这一术语，但却很珍贵，是其后亚文化研究的先声，为后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文本材料，正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以考证当时的流民亚文化群体。

　　芝加哥学派：亚文化研究走向学科化

　　亚文化这一概念的系统化和亚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都始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特别是芝加哥城的社会问题，涉及移民和种族问题、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及职业亚文化等。

　　美国移民的融入与同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问题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其研究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兹纳涅茨基、帕克、伯吉斯和弥尔顿·戈登，还有很多黑人学者，如查尔斯·约翰逊、弗兰克林·弗雷泽、伯特伦·多伊尔和威廉·布朗。在移民问题的研究中，他们比较关注移民同化问题。以帕克为代表的白人学者认为同化是社会解体和重组的最终目标；以弗兰克林·弗雷泽和威廉·布朗为代表的黑人学者则持不同观点，认为两种不同的种族制度最终将并存，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都将发展自己的社会组织，形成各自的聚居区。

　　芝加哥学派采取的实地具体考察法（观察、采访、作证等）为学派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时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法，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缺点，招致了一些批评，其中最多的批评是主观印象性或随意性。为此，帕克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论点，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干涉其研究对象，而应该保持客观的立场。该学派采取的另一种研究方式是个人陈述性研究法（以自传、私人信件、报纸等为研究对象）。

　　伯明翰学派：开拓亚文化研究新领域

　　1964 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旨趣有着继承关系，这体现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当然更多的是丰富和发展。在阶层方面，芝加哥学派研究的重点是移民和底层阶级，而伯明翰学派重点研究的是工人阶级。在年龄方面，芝加哥学派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青少年犯罪，特别是与移民潮相伴的青少年犯罪，而伯明翰学派的重点是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在性别方面，伯明翰学派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特别是麦克罗比等人对亚文化中女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伯明翰学派既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又有自身的开拓，并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迥异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如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与都市社会学、犯罪学以及实地观察法的研究方法分道扬镳, 转向分析大众传媒、大众/流行文化、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科恩赋予青年亚文化以政治意义，把它视为系统的社会变迁的晴雨表。迪克·希伯狄格把亚文化风格看做常规文化激进式的展开。这就使得亚文化研究远离社会学与犯罪学研究传统而得以巩固，并开始了艺术流派与新人文主义的阶段。

　　后亚文化时代：批判与超越

　　“后亚文化”这一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钱伯斯（Chambers）1987年的著作《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而在伯尔默斯（Polhems）的《时尚的演化：第三个新千年我们穿什么》（1996）和马格尔顿（Muggleton）的《后亚文化主义者》（1997）出版后，“后亚文化”一词才更广为人知。2003年，后亚文化这一术语逐渐得到了学界和官方的认可，对后亚文化现象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与亚文化一样，后亚文化也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对主文化的疏离甚至背离，但与亚文化不同的是，它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后现代性。

　　由于在后现代社会，亚文化现象及其特征发生了变化：与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在阶级、种族、宗教、地域、年龄、性别、职业等差异的背景下出现的“亚文化现象”相比，“后亚文化现象”是后现代社会混杂的、文化的表现，没有明晰的边界，呈现出碎片化、异质性等后现代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传统议题（如种族民族亚文化、性别亚文化）以及新兴议题（如城市部落、新技术后亚文化）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与之相应，“亚文化”这一术语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亚文化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转换。

　　后亚文化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述是马丁（Martin）的《后亚文化理论》，威尔逊（Wilson）的《“后亚文化主义者”或“部落文化”的理论流派》，戴维·马格莱顿和魏茨勒主编的《后亚文化读本》等。

　　后亚文化时期又称为后伯明翰时期，后亚文化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多是对伯明翰学派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批判、背离，亦有对伯明翰学派理论范式和研究范式的回归。后亚文化的研究者认为，CCCS研究理论和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不能解释21世纪亚文化运动和亚文化现象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困境。他们对 CCCS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继承，甚至是在完全背离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新的研究方法和概念。

　　后亚文化理论范式与CCCS现代主义理论范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后亚文化理论认为亚文化是建构的、变动的，而不是预先存在的、一成不变的——这是二者最大的差异。其二，在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后亚文化理论强调与经济相关的亚文化参与，认为当今的青年组织已经具有高度媒体意识。

　　基于上述的范式转换，后亚文化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异于伯明翰模式的两个流派：一个流派试图摆脱CCCS的理论模式并重构一套研究当代文化现象的模式，如布迪厄式方法之于文化资本的研究，巴特式方法之于作为亚文化身份基础的表演，马费佐利方法之于构建青年分析的后现代的模式；另一个流派则试图放弃继续使用CCCS所谓的亚文化这一术语，创造了新的概念，如“部落”、“通道”等。这两个流派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

　　后亚文化的研究范式也遭到了批判，面临着挑战。例如，对后亚文化者提出的“（新）部落”概念，学界褒贬不一，现代主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概念和由此建构的青年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如果将其用于青年文化研究，可能会忽视对政治因素的关注。因此，吉尔伯特（Gilbert）、皮尔逊和马尔乔尔特都建议回归葛兰西模式，但同时要注意霸权理论的复杂性。亦有后亚文化研究者认为，“（新）部落”这一概念的嬗变，有助于克服CCCS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可以通过为亚文化现象贴上不同部落的标签，分析不同时代的亚文化现象，例如日本的摩托赛车部落、水晶部落（日本的雅皮）、媒体狂热分子等。

　　“后亚文化”这一术语和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解决新的时代课题，也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有了理论范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后亚文化”这一术语及其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后亚文化这一术语的界定和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从“亚文化”向“后亚文化”的转换何以可能，又是如何实现的；“后亚文化”与“亚文化”两者内涵的区别和联系，前者是否是对后者内涵的拓展；“后亚文化”这一概念的统一和界定等。此外，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是对伯明翰学派的超越还是倒退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究。（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