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政府因为一点点事情就要赔很多钱，而很多群众不知道为什么要赔这么多钱给那户人家，然后集体去闹事，政府一看到这种状况就不追究了，因为怕群体性事件。一旦不追究了，群众就会习惯了，什么事情都去闹一通。

　　很多时候，“三旧”改造对于一方政府来讲，都是一场严峻而长久的“拉锯战”，此时，政府的角色界定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在“三旧”改造中，政府究竟是作为与民争利的“食利族”，还是作为民众的公仆？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三旧”改造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站稳仲裁者的角色，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村民，都应该以市场为准绳。
 
制度缺陷是极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东莞经济》：“三旧”改造作为区域转变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让城市旧貌换新颜,经济得发展,群众得实惠。但是就目前各地方频频发生的极端事件，您认为主要的根源在哪里？
　　黎熙元：我认为根源在制度的设计上，我曾经看过南方周末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因为征地而出事的官员职位依旧。这样一来，“三旧”改造，哪个官员会主动说力求不出事呢？制度的作用是第一，引导大家朝好的方面走；第二，做不好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山西煤矿，如果有个法律规定：煤矿出事，官员下马，那么政府官员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底线，就不会轻易出事。
　　关于制度设计，就是说事后官员是要因事件而负责。政府首先必须有个内部制度的制约，不能让官员那么野蛮，而要按照制定的条例去服务大众。比如说开通一个收集建议、批评的渠道，而不是说非得以极端的方式才会引起注意。
　　事前的话，政府要激励他。这是对于负责该项目的政府官员的一个标准和期望、责任和义务，都应该是很具体的。
　　目前，没有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所以双方产生矛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产生矛盾证明政府有些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就要反省自己工作做得到底够不够。如果民众不吵不闹，政府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民众与政府要相互有所表达。其实，这是一个谈判过程，而不是一个道德过程。
 
政府站稳立场就能取信于民
　　《东莞经济》：“三旧”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赔偿方案。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黎熙元：“三旧”改造，政府之前就该全面摸底，了解村民的需求，收集群众的建议，然后施以积极的谈判措施。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谈判的原则，尽量做到保障善，摈弃恶。
　　比如说香港，香港法律明文规定土地是官方拥有的。如果政府将要对这块地进行开发，所有人都要服从，前提下是你可以和开发商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不成，就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香港司法是公信力很强的，没有人不信服。
　　所以，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办任何事要有一个规范，公开、公平、公正地向民众公示。
　　而在大陆就比较欠缺，对有些十分棘手的事情，政府有管得很松，有时又管得很严，这样很多事情是十分简单的都变得很复杂。
　　有时候，政府因为一点点事情就要赔很多钱，而很多群众不知道为什么要赔这么多钱给那户人家，然后集体去闹事，政府一看到这种状况就不追究了，因为怕群体性事件。一旦不追究了，群众就成为习惯，什么事情都去闹一通。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钉子户呢？他们就是要看政府的赔偿是不是有一个底线，而政府此前并没有把该公示的东西公示以民众看，相信只要政府做任何事使民众享有知情权，任何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就能够取信于民，关键是政府有一个清楚的底线。
　　在香港，每次拆迁，都有一批义工也就是社会工作者代表居民去谈判，做一些中介的工作。
　　我们的观点是，政府你用不用中介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怎么知道每一户的意见。政府不是盖房子的人，而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政府能够站稳了一个仲裁者或者法官的角色，看着居民和开发商谈判，这不是很好吗？
 
中国式的“救火队”
　　《东莞经济》：无规矩不成方圆，纵观全国各地的一些极端事件来看，政府都是骑着亡羊补牢的作用，无疑成为“救火队”。
　　黎熙元：规矩是很复杂的。第一，要弄清所有权问题。物权法保护居民的财产所有权，而拆迁条例只是条例而已。所以按照这个来讲，上海唐福珍事件中，唐福珍是完全正确的，政府应该完全背负责任，但事实刚好相反。因此，可以预见，“三旧”改造将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第二，政府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是体制的问题。具体到一个地方，你如果想改善这种改造方法，那政府自己就要订一个行为准则，各方面都清清楚楚的，比如迁不迁怎么办、到了时间不迁怎么办、按照什么标准去赔偿等等。
　　而且政府事先要问问大家接不接受这个条件，如果不接受，那就要进行谈判了。要是大家都不满意这个准则，那么就要修改了。
　　如果没有这些规矩，那就只能一件件事情去解决，政府就成了救火队，一出事了马上进行抢救。全国都是这样，所谓应急机制。其实，如果凡是顺着规矩走，就不用应急了。
　　此外，规矩的随意变更，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往往是这一任官员订了，下一任就给他改了，如此循环不止，政府就仍然是救火队。
 
公平做好财富再分配
　　《东莞经济》：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东莞来说，“三旧”改造不仅仅是涉及土著人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工。那么，如何将新莞人的未来发展融入到东莞的“三旧”改造中，让新莞人也能够受益？
　　黎熙元： 这是一个道德原则，学术上叫做社会再分配。拆迁就跟社保一样，你应该建房子并给予补贴，让他们有得住，这是利益的二次分配。
　　而往往我们建安置房是零敲碎打的，缺乏一个完整的规划，在最不重要的地方建几栋房子，盖完了之后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作为一个财富再分配，不是说政府丢几块骨头给你吃就行了，其实安置房偏远点都没有关系，但是要以城镇化的方式去规划，修完安置房之后，还要完善相关配套实施，如道路、学校、医院、公车等。
　　对于东莞这一代的农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培训，但是培训完了，能否找到工作还是一个问题。好的岗位他们竞争不了，不好的岗位其实培训与否都差不多，问题在于他们干不干。唯一能做的是，让他们的下一代知道读书，从小把他们改造成为城市人，这一代是被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