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语》是儒家集团内部矛盾的产物
说孔子是《论语》编者手中的工具，当然并不等于说《论语》中没有反映孔子的思想。《论语》是一部主要由孔子语录构成的书，当然要反映孔子的思想。只不过，《论语》是一部经过剪裁、加工以至附会的孔子语录，它在反映孔子思想的同时必然更首要地体现《论语》编者的思想。
那么，《论语》编者因以剪裁、加工乃至附会孔子语录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在十多年前的旧作《原始儒家考述》中，曾用一章的篇幅分析儒家集团的分裂与流变，指出孔门弟子之间不但存在思想分歧而且存在利害冲突，正是这种利害冲突和思想分歧导致了《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结果。事实上， “儒分为八”还远远不足以概括儒家在战国时代的分化情况。
《韩非子·显学》说，儒家内部的不同门派，都宣称唯独自己才是“真孔子”。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孔子，这些处于分歧和冲突之中的不同儒家门派，无疑都会编纂自己的孔子语录，并以之作为培训弟子门人的教材。例如《礼记》中收录的《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也许就是“儒分为八”中的“子思氏之儒”的教材。流传到今天的孔子语录，其可信度和《论语》相同的，尚且多到《论语》的好几倍，没有流传下来的不知还有多少。
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己（‘初记’之误）之时甚多，数十百篇，汉行失亡。”王充是和《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班固同时的大学者，他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汉代开始流行今本《论语》之前，《论语》性质的孔子语录是很多的。当然，这些孔子语录在当时也许并不一定都叫“论语”，“论语”可能是这些孔子语录的别称。在《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见于今本《论语》的孔子语录被多次引用，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间接引用，文字大同小异，但与同样被引用的不见于今本《论语》的其它孔子语录一样，都同样没有出现《论语》书名。这一现象也从反面佐证了王充的说法。
儒家内部不同门派的儒者，对于其它门派所传习的孔子语录，如果存在和自己思想不一致的情况，往往不予承认。例如，《孟子·万章上》记载，咸丘蒙在与孟子谈论舜帝与其恶父瞽叟相处的故事时，引用了孔子对它的几句评论：“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孟子立即回答咸丘蒙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据赵岐《孟子章句》的说法，咸丘蒙是孟子的弟子，他引用的这条孔子语录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这条语录还见于《韩非子·忠孝》和《墨子·非儒》，可见流传很广，但却被孟子毫无根据地斥为“齐东野人”的伪造。不被孟子承认的孔子语录，不止这一条。又如，《荀子·儒效》记载：有位来客和荀子谈话时引用了一条孔子语录：“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立即回答说：“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荀子·非十二子》中还说，孟子以及孟子宣称自己所师承的子思，也伪造了孔子言论。当然荀子也没有提出证据。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两大儒学理论家，他们都有如此武断的做法，其它儒者也就可想而知。
《韩非子·显学》曾提出一个问题：孔子后学和墨子后学都分裂成很多门派，尽管各个门派都以“真孔、墨”自居，但是，“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韩非子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儒家学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儒家集团就会因内讧而败落。
历史给儒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与儒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局面相反，战国时代的历史大趋势却是社会在朝着同一的方向前进。儒家内部的不同门派纷纷指责其它门派不是真孔子，也说明他们都有统一儒家的欲望。从《荀子》一书来看，《韩非子·显学》所说“儒家八派”之一的“孙氏（即荀氏）之儒”，统一儒家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其他儒家门派中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物。
要实现儒家的重新统一，一个必然的途径是：求同存异地总结出儒家各派的共同思想主张，并且说明这些思想主张都是从孔子那里来的。于是，编选一部能够概括儒家基本主张的、让儒家各派都能接受的、兼采生活在儒家还没有分裂时代的亲身得到过孔子认可的部分弟子言论的孔子语录，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论语》，就是应这一历史使命而出现，并为此而不断修订的。这首先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论语》对战国时代儒家内部各个门派的实力和影响，似乎都有所反映。
儒家在战国时代发展很快，《吕氏春秋》称其徒属弟子“充满天下”（《尊师》）、“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应该是孔子死后儒家内部陆续涌现的八个有影响有势力的门派，就像禅宗的五家七宗一样，由于跟它们求学的人多，学生中出名的人也多，所以这些门派就成了名牌，很多人以这些门派的传人自居。
《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分为八”，包括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即荀况）之儒、乐正氏之儒，估计是按其出现的时代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这八派之外，开门收徒的儒者肯定还有不少，但排场没有这几派大，或者没有形成特色，加上未能根据时代发展而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逐渐衰微和失传了。韩非的老师荀况在《非十二子》中，曾将“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并列提出，都将他们骂作“贱儒”，可见这些三家门派当时已经比较衰落，到韩非时就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子张氏之儒”了，而“子夏氏之儒”和“子游氏之儒”则已不被关注。《显学》列出的这八个门派，当时的规模和影响应该都是很大的。例如孟氏之儒，孟子在世时曾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壮观景象（《孟子·滕文公下》）。
都以“真孔子”自居的这些门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学生一代。子张之儒当然源自颛孙师（字子张）。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都源于曾参（战国人多称“曾子”）。子思即孔子的孙子孔?（字子思），为曾参的学生，《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并有小注“名?，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有人认为是原宪（也字子思），理由是不充分的；孟氏即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乐正氏可能是孟轲的学生乐正克。孙氏（荀况）之儒，据《荀子》书中自报家门，源于冉雍（字仲弓，《荀子》作子弓，如同《论语》中常将“季路”称作“子路”）。漆雕氏之儒，应该是由漆雕开的后人所开创的门派，可能源于漆雕开，《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一部《漆雕子》并加有小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名启字子开）后”。颜氏之儒的来源难以确定，孔子学生中以“颜”为氏的有八位，最著名的颜回死在孔子之前，而且死时年纪不是很大，未必有弟子传其学，《韩非子》将“颜氏之儒”排在子思和孟子之间，说明其创派大师当晚于子思、早于孟子，应该不在颜回等 “八颜”之内。仲良氏之儒因为失传，无法确定源自孔子学生中的哪一位。
子思、孟氏和荀氏之儒，是战国中后期势力最大的门派。所以，在《论语》中，他们的祖师爷曾参和冉雍的形象都非常高大。
《论语》凡提到曾参的地方，除了孔子对他的称呼之外，一律写作“曾子”。《论语》中与曾参有关的总共有15章，没有一章是让曾子作为孔子的陪衬人和提问者身份出现的，其中纯粹属于曾子的语录达到了13章，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是《论语》中最高的。在另外两章中，有一章虽非纯粹的曾子语录，但对于确立曾子在孔门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章为《先进篇》的第十五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姑且不论孔子的道是否可用“忠恕”两字贯之，《论语》编者将这条语录收入书中，却无疑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效果：曾参是可以代表孔子发言的。至于那13章纯粹属于曾子的语录，被收在《论语》中，当然更是具有了与孔子语录同等的地位。
冉雍，《论语》中与之有关的总共7章。数量不是很大，而且，纯为冉雍语录的一章都没有。但是，从有关冉雍的这些篇章可以看出，《论语》编者不但没有把冉雍当孔子的陪衬人使用，相反，孔子有时倒是处于冉雍的陪衬人地位。如《公冶长篇》之第五章：
或曰：“雍也人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有人说冉雍缺乏口才，孔子却认为这不是冉雍的缺点。《论语》编者这是用孔子给冉雍保驾护航。又如《雍也篇》第一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向南坐，坐北朝南，在古时是天子、诸侯的代名词，孔子说冉雍可居南面之位，意思是冉雍有资格行使治国治天下的政治大权。这显然是极高的评价，与《荀子》中频频出现的将“仲尼、子弓”并称的做法，可谓相互呼应。
紧接在上章之后，《论语》编者安排了这样一条语录：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奈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论语》编者居然让孔子承认冉雍的见解比自己还进了一层，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冉雍的形象。孔子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修文》将这两章联系起来进行了解释，认为冉雍关于子桑伯子的这番话是孔子认为冉雍可使南面的原因：“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说苑》卷十九）这是离《论语》成书年代不远的西汉人的说法，应当接近《论语》编者的思想。
《论语·颜渊篇》的开头两章连着记载了颜回和冉雍向孔子问仁的话，颜回和冉雍都以“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向孔子表态。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受孔子喜爱的人，《论语》编者将冉雍与之并列，充分表明对冉雍的重视。
至于漆雕开，《论语》中与之有关的只有一章，即《公冶长篇》的第六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同“悦”）。
这一章纯粹是为了让孔子表扬漆雕开一下。也许，《论语》编者收集到的漆雕开的材料比较少，于是就用这个办法让漆雕开露露脸，当然，这只是推测。
被荀子骂作“贱儒”的“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三派，其开派人子张、子夏、子游在《论语》中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与子张有关的总共18章，其中纯为子张语录的有2章；与子夏有关的总共21章，其中纯为子夏语录的达到了10章。另外那11章中，有两章分别为子夏对司马牛和樊迟的指导，还有一章孔子认为子夏启发了自己；与子游有关的总共8章，其中纯为子游语录有3章。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子张氏等三个门派，在儒家集团中有着很高地位。所谓“贱儒”，不过是荀子的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儒家其他各派的看法。特别是子夏，纯属他本人的语录之多，在《论语》中仅次于曾参。而且，在子夏与孔子讨论“绘事后素”这句诗的那一章中，孔子还对子夏进行了赞扬，说子夏启发了自己。《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孔子语录，子夏对诗的见解能启发孔子，当然是“温故而知新”。由此可见，《论语》编者认为子夏是堪为人师的。
不过，与曾参、仲弓以及漆雕开不同的是，子张、子夏、子游等三人在《论语》中的形象似乎没有曾参等人那么高大，似乎缺乏一种儒家所谓的“圣贤”气象。这主要表现在：（一），这三人虽然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论语》编者常常把他们当作孔子的陪衬人和问话者使用。（二），《论语》中还收录了对他们形象不太有利的孔子语录。例如，《先进篇》第十六章孔子对比评价子夏和子张说“师也过”、 “商也不及”，并总结说“过犹不及”。又如，《雍也篇》第十三章孔子告诫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似乎在暗示子夏有发展为“小人儒”的可能。（三），在《论语》第十九篇也即倒数第二篇《子张》中，还收录了子张等三人之间互不买账的语录。例如，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交往之道，子张反过来问子夏门人：“子夏云何？”在子夏门人转述子夏的看法之后，子张毫不客气地表示不屑，说自己从孔子那里听来的和子夏所讲的不同。又如，子游攻击子夏的门人，说他们在洒扫、应付、进退等行为礼节上还学得不错，但这只不过是一些细微末节，根本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学到。子夏听了很不高兴，说“言游过矣”，对子游的说法提出了批评。又如，子游则批评子张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这话也是很不客气的。这种纯属相互攻击而非探讨真理的言论，显然给读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难免要对他们三人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上述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子张、子夏、子游等门派在战国中后期的衰落以及荀子等人对他们的攻击有关，所以《论语》的编者和修订者们虽然给了他们较高的地位，但却让他们比曾参、冉雍显得逊色。
其次，儒家不同门派之间的那些引起争议的思想主张，在《论语》中都得到了调和或回避。
例如人性与天道，是战国儒者争论得十分激烈的两个问题。在人性上，战国时代的儒家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孟子一派主张性善，荀子一派主张性恶，有人主张人性里面有善有恶，还有人认为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不过，各派都主张，通过学习和修养可以成就理想的“君子”人格。在天道上，儒家传统看法倾向于敬天而远之，战国后期的荀子，为了对抗墨家和庄子学派分别对人格天和自然天的过度强调，提出了一种“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这一说法和儒家的传统说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论语》编者怎么调和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呢？《论语·公冶长篇》收录了如下一章子贡语录：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是和孔子关系十分亲密的学生之一，而且跟随孔子的时间很长，在孔子死后还在孔子的墓地守丧达6年之久。因此，由他来发表关于孔子的情况，是较有权威性的。子贡这条语录的意思说，孔子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学生们可以听得到；孔子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学生们听不到。这条语录为什么在《论语》中出现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了平衡战国时代儒家各派在人性与天道上的纷争，既然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连子贡都没有听到过，那么，哪一派也不要说自己的观点是“真孔子”。只说学生们听不到而没有说孔子没有讲过，丝毫没有损害孔子的博学形象，这真是一种高明的处理办法。《论语·阳货篇》第二章选用的两句孔子语录，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曰：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17，2）
这里上一句孔子语录说，不管性善还是性恶，人性都是相近的，倘若后天的习养不同，人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战国儒者的不同看法就被统一了起来。然而，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难道孔子这位儒家各派公认的圣人，其人性也和众人一样吗？这显然是儒家各派都忌讳的。因此，这一章的下一句孔子语录，可以看作对上一句的有意识的补充——孔子这样的圣人当然属于“不移”的“上智”之列。这也显示出《论语》编者的用心之深。
除了上述这类模糊战略之外，《论语》编者对儒家各派之间那些没有根本冲突的思想分歧，则采取了存异的态度。例如前面提及的子夏和子张关于交往之道的看法，子夏主张“可者与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张则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可谓大同小异。《论语》编者录入这一章语录，显然有兼容并蓄的意思。所以，后来给《论语》作注释的人说：“友交当如子夏，泛交当如子张。”（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说）。
至于孔门那些没法调和的分歧，《论语》编者对各派所传孔子语录，则用的是回避的办法。例如《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和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敬之曰：‘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和孟轲肯定都有“先君子”——也即孔子——论述“五行”的不少语录，但《论语》中一点痕迹都没有。又如，《礼记》中收录了一篇孔子语录《礼运》，据分析是子游一派的著作，其中对“大同”的一段描述和赞叹，其思想和墨家有些接近而被荀子所批判，在《论语》中也没有出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