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的儒者人人必读的《论语》，之所以从战国与汉初流行的众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它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朝着官方需要的目标进行修订，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论语》在不断的编订过程中，调和了儒家集团的内部思想分歧，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因而历史地成为了儒家集团约定俗成的共同纲领。

                  一  孔子是《论语》编者的工具

　　《论语》全书20篇，共501章，从表面上来看，除了少量的孔子弟子的语录之外，基本上都是孔子本人言行的记录，无疑是了解孔子的重要史料。但是，就孔子与《论语》的关系而言，孔子在《论语》中更主要地是一个工具。《论语》真正的思想主人并不是孔子，而是《论语》的编者。

　　（1）《论语》中所记载孔子语录，大都是一些片言只语。由于缺乏上下文和具体背景，前人对《论语》中不少孔子语录的解释，往往存在异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情况。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就有四种断句法和四种不同的解释，这是人所熟知的例子。又如“宰予昼寝”，有人认为应当写作“宰予画寝”。又如《尧曰章》所载第一章到底是不是孔子的话，也难以确定。对这些言论而言，只有得到儒家集团公认的那些解释，才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

　　（2）《论语》中所载孔子语录，有些说法看起来自相矛盾，有些则与其它文献上所载孔子言论的思想观点颇不一致。例如孔子把侄女嫁给南容这件事，《上论》的《公冶长篇》和《下论》的《先进篇》都记载了，而给出的解释却是不同的。又如对体力劳动的看法，针对樊迟学稼学圃的要求，孔子很不高兴，骂樊迟是小人；而孔子在和学生谈论大禹时，却称赞大禹亲自劳动。又如对孝的谈论，在《论语》中，孔子针对不同的人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其它文献中还记载了与这些说法不尽一致的孔子语录。《论语》中讲孝，主要从对父无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角度着眼，而《荀子》中所引孔子语录却进一步提出，父亲犯错误时作争子才算得上孝。《荀子》中这些话后来被编入到《孝经》中去了。《孝经》是战国时代的儒者将孔子谈论孝道的言论汇集和加工而成的，其中到底有多少水分，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又如?祭，在《论语》中，当有人以此问孔子时，孔子说自己不知，但其它文献却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不少论述。《论语》中的类似例子还有不少。以前人们认为《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行的可信度不如《论语》，对它们不很重视。近年来，随着记载孔子言行的许多战国竹简的出土，《论语》与其它文献的异同就不可忽视了。之所以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是因为《论语》编者有太多的思想需要借孔子的嘴巴来表达。

　　（3）《论语》中有些孔子语录，知识产权并不属于孔子。例如今天的政客们喜欢引用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齐国政治家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以及《国语·郑语》中都讨论过这一思想。《论语》中的这条孔子语录，可能是春秋时代上层社会的流行语。孔子大概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引用到这句话，《论语》编者将其截取下来，便造成孔子是这一思想的原创者的假像。虽然这一条语录也许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但更主要的是《论语》编者的思想。

　　（4）《论语》中记载的某些孔子言行，可能出于伪造。当然，这些伪造的孔子言行，最初并不出自《论语》编者之手。在汉代以前，伪造孔子言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直到在西汉末年，还出现过一个编造孔子言行的高潮，产生了很多孔子所说的“谶语”，好在这时《论语》已经编定了。不过，那些伪造的孔子言行在《论语》中仍有存在。清朝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在这方面作了不少质疑和证伪。崔述的结论未必完全可信，但也不无道理。例如《论语》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子欲往”一事。依照孔子的性格逻辑，这种叛乱行为，孔子是不可能“欲往”的；而且，公山弗扰叛乱时，孔子正为鲁国司寇，也不存在欲往的可能性。至于崔述认为这则语录系《论语》的最后编订者张禹所伪造，则当然不可信。因为在张禹的定本之前，这则语录已经被收录在《论语》之中了。这些值得怀疑的孔子语录被编入《论语》之中，显然是《论语》编者的需要。

　　（5）除了上述各种疑问外，《论语》对孔子言行的排列顺序，更加说明孔子是《论语》编者的工具。

　　例如《论语》开篇第一章第一句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什么呢？孔子没说，这就给读者留着一个悬念。读者心中自然会将接下来的一章当作谜底，会先入为主地将接下来的一章看作“学而时习之”的首要内容。也即是说，接下来的一章实质上成了《论语》的书眼。然而，接下来的这一章却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孔子学生有若的话。那么，《论语》编者为何非要在《论语》的书眼位置上安排有若这一段话呢？我以前读《论语》时，和前人一样，对这个问题比较忽视，认为有若既然是孔子的学生，他的话反映的当然是孔子的思想。后来才想到：如果这话真能代表孔子的思想，那么《论语》编者为什么不直接选录孔子的语录呢？答案只能是：从孔子本人的语录中找不到这样的话，而《论语》的编者在这里又非要选择这段话不可。于是，孔子在这里沦为了弟子的配角。正是利用这一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办法，《论语》编者求巧妙地宣传了自己的思想。而孔子，也许并不一定赞成有若的论调。《论语》中选录孔子弟子的语录不少，其中被《论语》编者尊之为“子”的有若和曾参的语录，如果仔细推敲，大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在不经意的表像背后，《论语》编者有着精心的编排设计。

　　又如《学而篇》第四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实际上是呼应《学而篇》的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第一章的这三项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好好学习”、“团结新同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老师上第一堂课时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第四章的“传不习乎”，对应第一章的“学而时习之”；第四章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对应第一章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第四章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对应第一章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尽管表述方式和次序不同，但内容却高度一致。编者的意图很明显：第四章是对第一章的复习。第一章借孔子的话，表达老师对学生的三点要求；第四章借曾子的话，表达学生对老师所提三点要求的贯彻落实。编者将曾子的话放在第四章，显然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如果放在紧接着的那一章，则太过局促，令人厌倦，起不到提示和加深印象的效果；如果放在相距太远的位置，则又起不到呼应的作用。放在相隔两章的位置，可以说恰到好处。通过这种双簧式的师生对白，老师的要求就在学生心中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了。编者的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学而篇》的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可以看作对第二章的补充。第二章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一思想，有些人也许会因此而故意装模作样，用言词和脸色表演孝悌。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论语》编者及时地补充这则孔子语录，对巧言令色者进行警告。

　　又如，在《论语》的《子张篇》的结尾，连着收罗了四章子贡称颂孔子的语录：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指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指武叔）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其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这四章中的前两章是形容孔子学问之博大和高深，后两章是形容孔子地位之光荣和神圣。这几章语录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使用的是嘲讽、辱骂、恐吓等修辞手法。辱骂和恐吓虽说不是真正的战斗，但不自信的人一旦面对子贡这些极具杀伤力的语言炸弹，是难免不在精神上缴械投降的。

　　《论语》是借子贡与别人的对话突出和强化孔子的神圣地位，以消除《论语》读者对孔子可能的怀疑。子贡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外交家，不但特别擅长辞令，而且曾因挽救鲁国免于兼并而在鲁国享有盛名。《论语》编者安排子贡来为全书收场，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在《论语》中，这个博大、高深、光荣、神圣的孔子只是作为编者的传声筒的孔子。

　　总之，《论语》编者用心之深细，在《论语》中随处可见。《论语》全书是一个整体，不是一部简单和随意的孔子语录，在貌似松散的形式背后有着严密的内在结构。了解《论语》的这一秘密，是深入认识《论语》的重要前提。经过长达400年的时间才最后定型的《论语》，不过是《论语》的编者们借孔子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已。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任何语录，可以说都是编者思想的反映。《论语》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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