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简称RCC）长期致力于“村域转型发展”研究，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5月29日，该改中心在京召开出版座谈会，推出了《农村改革与长三角村域经济转型》等最新研究成果。为什么选择村域作为研究对象，村域研究对于中国农村研究的意义如何，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哪些成果，围绕这些问题，本网记者采访了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
为什么把目光聚焦在村域研究上
记者：在国内研究机构中，你们始终将村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特别注重村域转型研究。请问，村域转型对于中国农村发展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们聚焦村落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王景新：我们关注村域发展主要取决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村域发展关系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未来。村这一级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目前我国约有63.7万个行政村，这是我国农业的“产业园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主阵地，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载体，是农民的生活家园。村领域转型发展不仅决定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而且关系到村级组织运转效率和农村社区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影响着农民增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二，很少有人关注村域这一最基层的单元。很多研究机构都在研究农村，但基本到县这一级为止，很少再往下研究。与实力雄厚的大院大所比较，我们宁愿选择大家不太关注的村域。我们认为研究村域不仅是区域经济学的新拓展，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具体化，研究村域有助于拓宽农村研究的领域。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从古到今，国家的政策制度到达村落，因为融入了血缘、亲缘和乡间习俗等因素，其制度安排就会变得更加鲜活，这种变化对于研究国家制度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三，我们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近年来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初衷本来是解决农村问题，但后来变成更多是关注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工作者，我们认为更有责任把农村问题研究深入下去。因此，我们从2004年关注“中国新乡村建设研究”开始，到2007年推出“浙江近现代典型村落研究”，再到今天出版“农村改革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研究”等五本书，都一直致力于村域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我们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三农”发展服务，为农村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记录乡村 解读乡村 服务乡村
记者：近年来，你们以“记录乡村 解读乡村 服务乡村”为宗旨开展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研究领域和发展脉络？
王景新：是的。自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成立以来， 我们以“村域转型和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围绕“记录乡村 解读乡村 服务乡村”三条主线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记忆乡村”是选择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类型的典型村域，通过田野调查，真实记录或再现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建设成就、经验教训，挖掘乡土文化和村域经济的多样性。我们“记忆乡村”的代表性成果有《浙江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丛书》，以及此次出版的“江南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如：《溪口古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研究》、《蓬溪古村落社会经济变迁研究》；即将出版的《诸葛：武侯后裔聚居古村落》、《林坑古村落经济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分化》等。
“解读乡村”是在记忆乡村的基础上，研究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历程、格局、趋势、战略和政策，以及农民创业、村域主体转型、村域工业化与非农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典型经验，试图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经济转型发展理论。
“服务乡村”则是秉承高校服务社会的理念，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历史类型、建设经验等方面的理论支持，为政府制定促进政策和法规提供咨询。“解读乡村”和“服务乡村”的代表性成果如《农村改革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中国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从传统到现代：浙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60 年》，以及即将出版的《村域发展管理研究》、《以工补农的理论、路径和政策》、《中国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研究》、《新农村发展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践》等。
村域经济研究有许多重要发现
记者：据了解，你们围绕村域转型与农村现代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请重点介绍一下。
王景新：通过研究村域经济社会转型，我们得到的主要观点有：
1、村域经济社会变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域层面沉淀着丰富的融入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的痕迹。村域转型研究以不同区域的典型村落为视角研究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留下了珍贵史料，记忆乡村，佐证和补充官修史书，挖掘乡土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村域转型研究的史料价值不可低估；村域是行政区域经济的最小单元，村域经济转型研究不仅是区域经济学的新拓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具体化，也是农业、农村经济研究的新视点。
2、古村落散落的土地契约文书，是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活化石。ＲＣＣ的古村落研究中特别注意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古村落散落在民间的土地契约文书以及家族簿记、辑录等历史文献，并对其中的典型材料和数据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复原古村落土地制度安排，体味基层土地制度在融入村落血缘、宗族关系和民间风俗之后的变异，从村落层面佐证国家土地制度变迁的轨迹，从中得到对当今土地制度改革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3、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水平，取决于村域集体经济和农户经济转型程度和新经济体发育成长状况。村域集体经济、农户经济和新经济体等三大经济主体转型发展相互影响：村域集体经济转型发展带动村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村域集体经济壮大又依赖于农户经济和新经济体转型发展，其中新经济体的发育与成长状况最为关键。新经济体发育成长得越早越快，意味着村域工业化和非农化趋势越明显，经济增长越快，集体经济和农户经济都能从中受益，村域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
4、当前我国农村呈现村域转型发展经济类型多样化、经济水平多极化的格局。农业型、工业型、市场型、旅游型等不同村域经济类型同时并存；巨富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村域经济多极分化。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差异，不能用宏观环境、资源禀赋、区位差异、政策倾斜、文化差异等解释。改革的起点差异、村落基础设施、村集体财产分割程度、改革路径选择以及村域经济转型等，是造成村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中村落精英是决定因素。在市场经济时代，创业农民就是村落精英。包括农民企业家群体、合作社的创办者、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村级组织负责人等。
5、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应大力推进村域市场主体转型，适时启动农民创业、创新计划，加快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