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只有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从总统遇难看波兰之幸与不幸
● 自古以来，领导人的更替就是国家政治的最大风险之一，尤其是领导人的突然死亡更是风险中的风险。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权力分裂与权力斗争瞬间升级，以致大乱。
● 好在波兰施行宪政至今已近20年，而在之前由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通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亦使宪政观念深入人心，在宪法的保证下，波兰政局至今仍保持平稳运行。
● 空难后果虽然严重，但波兰大的前进趋势不会改变。
4月10日，波兰政府高官集体遇空难，震惊与悲伤之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波兰政局的走向：国家群龙无首，会否因此走向动荡？犹记得1994年4月6日发生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那场空难，当时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一起在飞机上遇难，卢旺达就此大乱，此后的3个月里，上百万人先后死于动乱与大屠杀，世界震惊。
好在波兰施行宪政至今已近20年，而在之前由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通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亦使宪政观念深入人心，在宪法的保证下，波兰政局至今仍保持平稳运行。根据宪法，57岁的众议院议长科莫罗夫斯基“自动”成为代理总统，波兰内阁讨论总统善后事宜，组织悼念活动、宣布总统选举日期、成立委员会调查失事原因，国家机器的运行仍旧有条不紊。
自古以来，领导人的更替都是国家政治的最大风险之一，尤其是领导人的突然死亡往往蕴酿更大风险。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权力分裂与权力斗争瞬间升级，以致大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相当多，如当年秦始皇意外病死在巡视的路上，秦不久大乱，仅以二世而终；亚历山大大帝32岁突然病死，帝国随后土崩瓦解；曾摧毁罗马的匈奴王阿提拉突然因动脉破裂死去，其霸业也随之灰飞烟灭。
虽然从整个历史来看，人亡国灭或者国乱算是异数，但“人亡政息”却是大多数统治者面临的普遍问题。“人亡政息”出自《礼记·中庸》，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死了，如何保证其生前政策得到延续？古人试图以各种办法加以解决。比如，据说宋太祖曾给后代皇帝留下“不杀大臣”的誓约；明太祖则留下《卧碑文》以令子孙遵循……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设立了一套关于权力继承的制度，比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类的原则，被称之为“天下之本”。明万历年间曾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满朝士大夫与皇帝就权力继承问题长期争吵，导致明神宗消极罢工，26年不上朝办公，创了历史记录。
在古典文明的政治生活中，“人亡政息”几乎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权力既然属于私人所有，那么在“业主”死后，又如何干涉下一任“业主”使用同样属于私人的权力呢？推而广之，只要有专制存在，即便在现代社会也一样免不了“人亡政息”。所以在专制社会里，独裁者死后，往往会出现政策大变乃至天下大乱的后果。
而由这种后果，又衍生出两个副产品。其一是反对者为了改变社会，往往选择以暴力暗杀手段对付专制者，二战中，施陶芬贝格上校对希特勒的刺杀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二则是专制者本人为了预防死后“人亡政息”、“被翻案”，而把权力的传承看成重中之重，最后不是选人唯贤，而是以生物学上的血缘或社会学上的婚姻这类 “天然”的关系保证忠诚，在死后将权力传给儿子或其他亲属，形成现代社会中的二世、三世。从这个角度讲，像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等这样在临死前把权力归公的独裁者，其“临门一脚”实在值得称赞。
在波兰这样以宪政为“国本”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力本来就属于全体公民，其不过是权力的代理行使人，因此卡钦斯基突然遇难后，权力在宪法的保障下可以做到传承有序，总统缺位众院议长代理，如众院议长一起遇难，则由参院议长代行。在美国，甚至规定得更细，有专门的《美国总统继任法案》予以规范，假如“总统遭遇任何不测”，那么会由副总统自动接替，其后依次是众参院议长、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内政部长、商务部长……
在现实中的美国，除了众所周知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应用了相关法律之外，2000年美国大选后，也曾出现过权力归属难题，当时布什和戈尔为谁当选总统把官司从佛州的地方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破例干预之后，尽管戈尔仍不失其有理之处，最终还是选择接受失败。在这次最高权力归属之争中，除了求助于法律，没有人想到其他手段，没有人试图动用暴力甚至军队。
在宪政社会中，由于权力属于公众，致使领导人的政策更难被继承者改变。因为任何重要政策的出台都有一定的法律程序，须经民意代表批准，要改弦更张当然也要遵循民意，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奥巴马总统要搞个医疗改革会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对前任总统小布什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政策也很难有较大变动。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乃是真知灼见：“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这次空难在波兰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但在人数上是波兰非战争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遇难的很多人是波兰执政党的精英，在波兰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的遇难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整个社会的内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甚至政党政治。但作为一个已脱离前苏联控制实现转轨近20年的民主国家，当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当全球的目光因为空难被凝聚到波兰的时候，人们发现，陈旧、落后、虚弱和失败的想当然认识早已过时。2009年，波兰是欧盟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1995年，波兰的人均GDP为2790美元，到2006年，其人均GDP攀升到1.3万美元，是中国的4倍。这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繁荣和安全。
在空难之前的几天，普京刚刚前所未有地在卡廷现场向遇难者下跪道歉。波兰也是仅有的被两个大国领袖下跪致歉的国家——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今天波兰转轨成功，政治民主，人均GDP过万，邻国尊敬，是G20大国俱乐部成员，算是真正从历史中和平转型成功的国家。空难后果虽然严重，但波兰大的前进趋势不会改变，空难将使波兰人民更加团结。
■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成“鸡肋”——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更的启示
● 如果把国家比作人体的话，官场腐败就是毒品，它腐蚀机体，使生命体征萎缩。
●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陷入覆灭，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在前苏联地区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证明西式民主并不是解决世界各国发展问题的万能良药。
继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时任总统的阿卡耶夫被反对派逼出国门之后，2010年4月，现任总统巴基耶夫重蹈前任覆辙，避难白俄罗斯。有意思的是，当年正是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将阿卡耶夫推倒，从而使自己成为新一任总统。现在，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奥东巴耶娃又走到了巴基耶夫的对立面，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总理，并对巴基耶夫等发出通缉令，致力于追究他“屠杀”示威者的罪行。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在五年里两次变更，而且变更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值得深思。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吉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增长缓慢，国民生活艰难。国内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通货膨胀经年在20%以上，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不到120美元，最低月工资只有数美元，而灰色经济比重占到GDP的60%-70%。本国生产的消费品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30%，为填补缺口大量进口，贸易逆差超过40%。吉尔吉斯斯坦每年生产的电力在140亿度左右，一半满足国内消费，其余用于出口，但油气产品依赖进口，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吉尔吉斯斯坦面临调整油气价格的严重压力（这成为这次国内政治动乱的直接诱因之一）。吉前农业和水利部长朱马卡德尔·阿克涅耶夫说，2008年吉国内生产总值为55亿美元，以此推算，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应该在1000美元以上，不属于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而吉很大比重国民的贫困化表明，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巨大，贫富不均使这个孱弱的国家的众多居民生活艰难。
第二，国家机关官员腐败状况严重。这与经济落后互为因果，在贫困状态下，官员手中的权力更容易被用作交换金钱和利益的工具，从而，国家经济将处于更为艰难的发展境地。巴基耶夫政权亦曾数次建立反腐败机构，采取了包括建立社会监察员和举报志愿者网络等在内的一系列反腐措施，但在低收入状况下，官员反腐只是一种摆设，难以取得实际成效。有关统计表明，吉尔吉斯斯坦从农业部到司法部，从教育部到税收机关，腐败案子数量在几年里急剧增加，腐败程度进入世界前十五位之列。如果把国家比作人体的话，官场腐败就是毒品，它腐蚀机体，使生命体征萎缩。
第三，国内种族间现实和潜在矛盾不断。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加大对三股势力的防范和打击，使吉尔吉斯斯坦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影响趋于减弱，但三股势力的威胁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因政府处理不当，国内的族间关系复杂化。例如，吉政府确定每年的9月23日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语言日”，却回避了在吉的俄胞组织提出的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官方俄语日”的建议。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也出现了排斥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现象。这也使巴基耶夫政权与一些邻国的关系复杂化。
第四，巴基耶夫对国家的管理具有家族色彩。在巴基耶夫担任总统的五年时间里，除了他的已经于2009年因病去世的一个哥哥生前没有接受过职务任命外，另外五个兄弟都担任了重要的或一定的国家和地方职务，此外，他的两个儿子也受到重用。其中，他的弟弟拉内什·巴基耶夫担任国民警卫署的领导人（原任国家安全署副主席），马拉特·巴基耶夫被任命驻德国大使（曾任司法厅负责人），阿克马尔·巴基耶夫为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顾问（亦为吉驻中国的贸易代表）。他的大儿子马拉特成为“国家安全和利用国内最富有者影响国家委员会”管理局的副局长。他的小儿子马克西姆则控制着国内“最大的银行”和企业，从事最有利的经济方案。显然，即使巴基耶夫的兄弟和儿子真具有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能力，这样的安排客观上亦让人们产生利用职权谋取家族利益的印象。事实也是如此，除巴基耶夫本人外，他的弟弟拉内什和儿子马克西姆也因被指控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和贪污俄罗斯提供的贷款遭临时政府通缉。
由此得到的启示和结论在于：
第一，对曾经在独联体一些国家内发生的“颜色革命”的理解需要重新定位。如果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在2010年2月尤先科下台、亚努科维奇上台而宣告终结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陷入覆灭的命运，就不能说五六年前在前苏联大地上发生的“颜色革命”具有“民主样板”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了。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在前苏联地区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证明西式民主并不是解决世界各国发展问题的万能良药，而西方国家当年对颜色革命寄予的巨大期待和希望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当年的颜色革命领导人现在成为被反对派“革命”的对象，当年为西式民主而奋斗的坚定革命者却在自身执政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反对派，西式民主则在其领导国家的过程中成为“鸡肋”，用不上，舍不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时，吉尔吉斯斯坦曾一度被西方誉为“民主岛”，但曾几何时，这位积极推行西方民主的总统却在2005年3月的“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而吉尔吉斯斯坦也并没有因为取向于成为民主国家而变得富足。
第二，对吉尔吉斯斯坦制度转型需要重新评价。虽然吉尔吉斯斯坦近二十年的制度转型已经使国家从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转向总统-议会结构形态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但它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实际成果并不多。国家较少经济潜力和经济发展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执政，他们的本意是推进自由民主改革进程，但实际上，为了能够保证自身的执政地位，保持自己领导国家应该具有的权威，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偏向于总统地位的加强，倾向于获得对立法机构更多的控制条件和机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们同样会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加强自身的总统权威。但同时，只要政局相对稳定，他们也会出台或准备出台一些具有民主风格和色彩的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乐意推动民主进程，以此换取西方的好感和支持。
无论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他们的执政都超过一届任期。阿卡耶夫从前苏联末期起就担任吉尔吉斯的共和国首脑，独立后又接连三届当选，其后任的巴基耶夫虽然执政时间较短，但也于2009年7月成功连任。问题是，如果他们有重大的执政过错或选举舞弊，反对派在大选时对他们连任的抵制会有胜算，如果他们的执政并无大错，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连任后迅速倒台？有一点可以肯定，处在现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吉尔吉斯斯坦执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第三，类似事件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否还会发生值得研究。显然，按照吉尔吉斯斯坦制度转轨进程和政权变更事件的逻辑推理，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的执政基础和条件不发生大的变化，就不排除将来出现新的政局变动的可能性。不过，政权的两次变更和期间夹杂的无数次的群众抗议和集会，直面体验民众生活的艰难和苦痛，隐约感受国家在动乱中可能产生的分裂等现实和政治风险将促使新政权改变执政方针，从而有可能改变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的方向，使得制度转型变得更符合自身国情，闯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泰国：族群分裂撕裂民主——红衫军暴动启示
● 无论以哪种方式收场，无论哪方宣布自己胜利，有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最大的输家是泰国的民主。
● 族群分裂之所以成为民主的大敌，主要是因为它制造了难以忍受的利益差距与对立。
● 鲜花是不能在沙漠上生长的，但人们应反思的是为何没有去培育合适的土壤，而不是后悔栽下鲜花。
泰国红衫军示威已不是第一次，但前所未有的是这次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仍未见收场迹象，局势持续紧张。特别是在4月10日爆发了造成20余人死亡的18年来最血腥冲突，此后各种爆炸、冲突事件仍然不断上演，泰国政局未来走向扑朔迷离。无论以哪种方式收场，无论哪方宣布自己胜利，有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最大的输家是泰国的民主。
泰国的民主一直脆弱，自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体制以来，泰国政治屡受军人政变的干扰。但目前，族群分裂取代了军人干政成为泰国民主的最大挑战。红衫军的示威，以及先前的黄衫军运动，其根源均在于泰国城乡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深层次裂痕。无论是这次的红衫军，还是以前的黄衫军，均表明示威者不相信现任政府能够照顾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问题，从而不惜以激烈的街头政治形式来推翻政府。这样的示威，事实上已超出意见表达的民主范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行动。当以推翻现行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成为家常便饭的时候，赖秩序以生存的民主也就缺乏氧气了，只能呆在那里奄奄一息。
族群分裂之所以成为民主的大敌，主要是因为它制造了难以忍受的利益差距与对立。民主社会允许存在利益分歧，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不同利益彼此协调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利益的差异应有一定限度，如果利益对立过大，就很有可能突破社会的张力，使那些利益受损者丧失对通过民主制度来改善自身处境的信心，从而诉诸非民主的方式甚至是革命、暴动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利益。当前泰国的情况是如此，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吉反对派通过街头运动成功且迅速地夺取了政权。
族群分裂有多种形式：有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如过大的贫富分化；有的是宗教意义上的，如尖锐的信仰对立；有的是民族意义上的，如历史上形成的种族或民族鸿沟；有的是地区意义上的，如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不同的族群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彼此间的分裂，而是经济、宗教、地区以及民族方面的利益落差过大才会导致分裂。不弥合这种分裂，或是将分裂缩小到一定的程度，成熟的民主就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也不会真正地稳定下来。
当然，成熟、和睦的族群关系不是建立民主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还需要成熟的民主文化，成功的制度设计，以及对宪政的信仰与信守等。但作为最直接与利益挂钩的因素，分异而不是分裂的族群关系，可以说是建立并巩固民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些民主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族群关系比较和谐的国家，如韩国、波兰；而那些民主转型不很成功的国家，则几乎都是族群关系紧张的国家，如前苏联，如一些非洲国家，多经历了一段甚至有的仍然在经历民主化阵痛。
因此，负责任的政治家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之前，必先缩小国内的贫富分化程度，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沟通，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彼此信任。如果坐视这些矛盾不管不顾，一旦民主来临却被族群分裂撕裂，那么板子只能打到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身上，而不是说些“民主不行”、“水土不服”之类的风凉话。鲜花是不能在沙漠上生长的，但人们应反思的是为何没有去培育合适的土壤，而不是后悔栽下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