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也是增进居民福祉的根本途径。亚洲的发展以经济持续增长为驱动力，同时伴随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调推进。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亚洲的发展不仅需要与其他区域进行良性互动，也需要亚洲各国对全球格局变动形成有效回应。
打造持续繁荣的新型动力机制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并对亚洲的持续发展产生明显冲击。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成因。就本质而言，此次危机是全球不同经济板块在贸易、金融等方面非均衡发展的衍生后果。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关联度日趋增强。发达经济体利用国际货币优势竭力发展金融业，新兴经济体则利用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由此，发达经济体大量进口并形成贸易逆差，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并保持贸易顺差；发达经济体因消费过度、货币流入而投资过度，新兴经济体因储蓄过度、外汇盈余而出现资金流出。这一关联方式使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特征得以增强，但关联关系的非均衡性已蕴藏着危机爆发的基因。当发达经济体债务过度膨胀与金融过度虚拟化同步演化时，全球经济非均衡的潜在风险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显性化。
危机面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应对。不过，前者主要通过金融复苏以带动实体经济增长，后者更侧重实施刺激性政策以直接驱动实体经济复苏。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推进结构调整以重构秩序的关键时期，处在旧平衡被打破、新平衡在探索的转型阶段。就亚洲而言，主要大国为回应危机的冲击，对外推动务实合作，对内实施刺激性经济政策，不仅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而且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引擎作用。
当前，亚洲正处在“后危机时代”的复苏阶段，但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需增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亟待有效应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能否使其走出“无就业式增长”的困境，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会否“拖累”全球复苏进程，不同国家在刺激性政策实施及退出策略中能否形成默契等，都会对亚洲复苏的持续性产生影响。为此，亚洲各国必须立足长远发展，增强域内合作，认真反思增长模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多维重构来夯实经济复苏基础，打造亚洲经济持久繁荣的新型动力机制。
重塑与美欧之间的新型平衡机制
亚洲经济秩序重构首先表现为找寻并重塑与美欧之间的新型平衡机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美欧消费、亚洲生产”的贸易格局与“美欧举债、亚洲储蓄”的资本格局需要重新审视。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亚洲与美欧经济秩序重塑的核心是形成中美合作的新模式。作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国，美国应加强金融监管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加国内储蓄以提升居民消费的合理性，扩大对外出口以降低国际贸易的失衡性，尤其应基于就业创造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密集产品输出。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冲击国，中国需通过发展方式转型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增长方式，通过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来夯实增长的内部基础，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扩展贸易的盈利空间，以此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更高层次上展开良性互动。
为优化外部环境、促进全球发展，亚洲应努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适宜性调整。当前，改变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具有现实性，但审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施效力并渐进探求国际金融合作新方式，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危机爆发以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20金融峰会等为平台，中印等国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影响力日渐彰显。同时，金融危机部分削弱了华尔街的金融中心地位，希腊债务危机也对欧洲的金融中心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东京、香港、上海、首尔等亚洲城市的金融配置功能则趋于增强。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制度的持续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洲际转移和多元趋势很可能成为特征事实。就长远来看，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尤其是亚洲实体经济规模持续增大的情形下，人民币、日元或亚洲合作货币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就目前来看，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难以动摇的事实，美国政府有必要以美国的长远利益和全球利益为重，规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性。
亚洲推进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试金石”是可否能动地确立其汇率制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近期，美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增加就业岗位，联合其他经济体对华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已有研究难以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很难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抵御输入性通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且会在贸易、金融、储备、动态、主权等层面产生福利损失。以往的国际经验一再证明，迫于外部压力所作出的汇率调整往往会损害调整者的利益。就此而言，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推进务实合作，但不应为其他经济体过度承担责任，而应基于自身战略诉求能动地确定汇率制度和水平，在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等原则指引下稳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与完善。
亚洲与美欧之间的经济再平衡还需要重构亚洲域内的经济关联方式。一个整合的亚洲可以增强经济话语权，一个协同的亚洲可以减弱对欧美的经济依赖度。当前，亚洲各国需要凝聚共识、增强合作，依靠组合力量抑制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免经济因贸易逆转而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亚洲各国还应利用多样化、差异化的特征，充分挖掘资源禀赋，有效发挥比较优势，在域内推进产业结构梯度转移，条件成熟的地区应率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应增强要素市场的信号功能，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引导要素重组和集聚，进而优化域内的产业分工结构，挖掘自身投资需求潜能。考虑到资本对实体经济的驱动功能，亚洲还可增强对内外部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能力，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推进域内货币合作进程，尝试构建与区域关联相耦合的“亚洲货币单位”。
加快“转方式”形成持续动力源泉
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情形下，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一揽子”刺激性政策避免了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同时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形成增长的持续动力源泉。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多元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特征，其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转变的目标是通过动力结构调整夯实增长的内部基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增长的竞争优势，通过要素结构调整增强增长的可持续性。为此，中国应持续推进体制改革，优化政府与居民、中央与地方、居民与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采取组合政策缩减城乡、地区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申政府在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等领域的职责，以此来为国内居民的消费拓展提供有利条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奠定坚实基础。
亚洲的秩序重构有必要积极考虑新兴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引擎效应。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通常伴随能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的高破坏，从长期来看，构建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直接损害居民福利。亚洲采取渐进方式发展新兴能源和低碳经济，是谋求自身发展、回应外部压力的关键抉择。然而，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别，发展新兴能源和低碳经济的能力并不相同，特别是中印两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过度强调清洁化、低碳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震荡。据此，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推进能源利用、生态保护和气候合作。日本、韩国等国应率先降低排放量，并对外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中印等国既应基于大国责任提出减排路线图和时间表，更应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低碳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不仅需要依托技术创新和市场培育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新兴能源，也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市场完善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内外结合找寻城市发展最优路径
伴随着要素流动性和人口集聚性增强，亚洲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这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及相互关系。城市化通常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导致衍生问题的“双刃剑”效应，亚洲各国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找寻城市发展的最优路径，推动城市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居民生活改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这为展示城市的繁荣、科技的创新、社区的重塑和城市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平台，也为深入思考城市发展的经验、挑战、趋势及路径选择提供了契机。上海世博会带给亚洲的不仅是新产品、新发明等“工具理性”，而且是新创意、新理念等“价值理性”。就思想启示而言，亚洲的城市发展不仅应体现在外延层面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占比不断提高，也应体现在内涵层面的产业结构优化、居住环境改善、服务能力增强和行政效率提高，等等。只有将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有机结合，亚洲城市发展才可以有效回应各种“陷阱”和“挑战”，并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通过信息互动效应推动社会融合，通过市场带动效应推动科技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居民生活改善和福祉增进的发展目标。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亚洲正在快速、普遍且难以逆转地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标志着亚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会对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等产生压力。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更会对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传统优势产生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应审慎地对其人口制度和相关政策体系进行再设计，依托制度、组织和政策的完善来适应老龄化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未来应立足于人口老龄化态势，在考虑地区和群体差异性的前提下对生育政策进行渐进式调整。同时，还应投资人力资本以提高劳动效率，完善要素市场以增加人口流动，尤其要深化户籍等体制改革以加速农民的职业流转和身份转换，逐步实现迁移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融合。
合力驱动持续发展实现多维重构
亚洲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以政治稳定、文化融合为前提条件。当前，美国对亚洲的“同盟与扩展”战略已基本定型，亚洲对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构作用也日渐显现，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中美依赖对称性的提升，中国在中美双边交往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大大增强。基于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有必要强化沟通和协调，通过一致行动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亚洲各国还应继续搭建合作平台，拓展沟通渠道，增强以东盟为载体的东南亚合作机制，深化以中日韩伙伴关系为载体的东北亚互动关系，创新朝核问题新思维以促使朝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随着经济一体化、社会关联度、政治互动性的增强，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日趋频繁。经济一体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而文化单一化却只会扼杀社会活力。经济发展有先后，文化分型无高低，亚洲的经济增长不能损害文化传承性，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合作也不应牺牲文化的多样性。将经济趋同化和文化多元化相结合是亚洲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准则，而尊重历史、加强理解、促进融合是亚洲实现文化繁荣的理性选择。
国际格局瞬息万变，域内形势错综复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亚洲已率先步入复苏通道，但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面临考验，亚洲亟须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重构。格局倒逼出路，出路唯在重构。亚洲的重构具有复杂性和艰难性，因为重构涉及多元主体、多重目标和多种约束。然而，亚洲的重构更具有重要性和急迫性，因为重构关联着亚洲发展的持续性和协调性。艰难性不应成为延缓重构的理由，复杂性则尤需理性选择重构的路径。亚洲各国应以勇气、智慧、协作来推进多维重构，舍此别无他途。
重构动力在于亚洲各国及其居民，重构收益也应惠及亚洲各国居民。为此，必须按照“求大同而存小异”、“普遍化但有差别”的原则，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完善机制、共享收益，以形成多维重构的持续动力机制。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应在推进亚洲重构中承担更多的职责，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应以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按照渐进性、协商性、可控性、动态性等基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重构进程。
重构形成合力，合力驱动发展。亚洲各国在“后危机时代”已经深刻意识到重构与调整的重要性，意识到合作与协力的必要性。这种思维转变和务实行动让亚洲的多维重构不仅是未来愿景，而且是可行方案。亚洲稳健复苏和持续发展的美好蓝图值得期待，亚洲的稳健复苏和持续发展必定带给亚洲居民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福祉，也必定会为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作出更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