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2010-05-26
作者：袁秉达 官进胜
来源：文汇报
近年来，国外兴起“中国模式”研究热。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中外比较，启发我们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积极探索和发展“中国模式”。
国外“中国模式”热的历史透视
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话题从未间断过，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关注中国改革开放
在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术界和媒体开始敏锐地关注中国的巨大变化，并且广泛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另眼相看，要么认为中国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期望中国步苏联东欧后尘，恶意散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等等。
第二阶段：形成“北京共识”
进入新世纪，中国有效地应对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复杂局面，抵御和战胜了国际国内种种风波的严峻考验，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积极主动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受到各国普遍关注。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自从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力度。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成就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以及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的散布“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体现了一些人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误解和曲解。
第三阶段：惊呼“中国崛起”
继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2009年中国经济回升远远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010年中国在上海首次举办精彩纷呈的世博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新的姿态等等，这一切都让世界紧盯中国，外国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媒体有关中国的热议再掀高潮。
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这一模式对未来世界的影响。2010 年初，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版出版。他在书中预测：“中国模式将使中国崛起，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在2050年后代替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从而为西方国家称霸世界格局画上句号。”
在专家学者展开广泛深入研究、发表大量论著的同时，“中国模式”作为认识中国的一个抓手，各路媒体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文化和社会，或褒或贬，或“捧杀”或“棒杀”，众说纷纭。《纽约时报》在一篇长文中指出，“中国模式”话题的热度在与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而世界金融危机使这个话题更受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英国《卫报》更是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
国外“中国模式”热的生成原因
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界聚焦中国，热议“中国模式”，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具体原因的。
第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摆脱传统“苏联模式”的束缚，彰显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巨大国际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然而在党的八大以后遭到严重挫折，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举步维艰的曲折路程。20世纪80年代后，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时代才到来。这种突破的标志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在“苏东剧变”的严重挫折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新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形成。
有识之士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所长说，“中国做对了，我们就对了”，“中国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一位柬埔寨分析人士说，执政的人民党希望做大做强，长期稳定执政，同时在民族和解上也学习中国。
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普遍认同和羡慕“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非西方国家没有形成根本利益的挑战。世界上多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并对此充满期待。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第三，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对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更加刮目相看。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基于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佳表现形成比照。有的称赞“中国模式”的优点和长处，抨击西方模式的种种弊端；有的惧怕“中国模式”的成功，忧虑西方霸权的失落和模式衰退，因而对中国的疑虑、恐惧、戒备心理日益加重，体现出对中国牵制、遏制的意图。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及其模式创新经验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形形色色。大体而论，一些学者赞成中国的发展模式，另一些学者则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
1、国外学界探究“中国模式”的不同视角
第一，支持者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世界为之称奇，主张加强“中国模式” 研究的力度与深度。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我们应当全面看待“中国模式”。中国人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应当从俄罗斯总是否认的中国改革模式学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疑虑者的观点。一些学者担心“中国模式”能否打破“东亚模式”的宿命：东亚国家通常在经济高速增长20多年之后，会出现停滞甚至崩溃。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30年，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说，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害到未来的经济增长。
2、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热对国内的影响
国外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这股热潮很快就传到了国内。国内学界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近几年也逐渐升温。总结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派迥异的观点和看法：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应当强化“中国模式”的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应该慎言“中国模式”，甚至不主张提“中国模式”。
第一，支持“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国内众多学者支持“中国模式”研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国家应当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坦承：我自己算是 “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乔舒亚·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
第二，慎言“中国模式”的观点。国内一些知名专家与学者主张，慎言甚至不提“中国模式”，其依据如下：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故步自封之嫌。
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国际社会使用的“中国模式”提法不符合事实。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他赞成用“中国特色”而不是“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有表率之嫌，有推销之嫌，我们的探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破解中国难题的探索，而不是要向国外推销或输出我们的“模式”。他因此主张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国模式”。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也表示：“‘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提出的。”模式一词有示范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他更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表述中国的发展。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 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和互动，促进了中外学界的相互交流和彼此理解，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