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先后形成的几大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这一最新成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观点。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一）毛泽东思想是否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作了明确界定，据此，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应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两者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学者们给出了具体理由：

　　 有的学者从两个方面给出了理由。从时间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代中国的起点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内容上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是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很大局限，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不系统、不完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含毛泽东思想。参见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历史飞跃的角度进行阐释，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虽然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但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在探索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观点，但并未完成“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为第二次飞跃作了铺垫，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长期探索的结晶。参见赵存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还有的学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纠正毛泽东晚期探索失误中走出的一条新路；毛泽东所开始的只是对建设规律的探索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相比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更主要地体现在中国革命中。参见何成学：《再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桂海论丛》2009年第5期。

　　有的学者则不赞同毛泽东思想不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提法。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卓有成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其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参见杜鸿林：《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如果仅从文字表达上看，毛泽东思想的确没有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组成部分。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太完善，就把它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之所以没有在文字表述上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存在不同关系，如果不加具体分析地从整体上把毛泽东思想完全纳入这个体系，从内容上看是不适当的，从文字表述上看也是不科学的；二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还不完善、不系统，经过继承、发展和提升后，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参见李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

　　（二）如何理解“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始于毛，成于邓”。对此，学术界观点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萌发于毛泽东思想，形成于邓小平理论”邱观建、魏志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理论学刊》2009年第9期。。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提法不科学、不准确。毛泽东出于“以苏为鉴”的考虑，在八大前后确实有“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探索，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形成“中国特色”，故而不能说“始于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是邓小平，但是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成于邓”。参见齐卫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基和思想之源》，《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1期。

　　更多的学者认为，对“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要具体分析。例如，有学者认为，这个提法言简意赅。如果我们把“始于毛”理解为毛泽东时期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成于邓”理解为邓小平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那么，这个提法是正确的。毛泽东等艰辛探索的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表现为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基本立场，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表现为与时俱进——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用三大理论成果回答三大基本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参见严书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 年第2期。

　　又如，有研究者认为，在对“始于毛，成于邓”的研究中，一是对其中的具体指代对象没有达成共识，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种说法。二是理解层面不一样，存在理论渊源和完整理论形态两种观点。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 “始于毛，成于邓”是成立的；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从渊源关系上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思想材料和实践前提这个层面，可以说“始于毛”，但从完整理论形态方面则不能说“始于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于邓”，也只能说它的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而不能作绝对意义的理解，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形态。参见何启刚：《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三）如何理解和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比较普遍的定位，在具体分析和解读方面，基本上从继承与发展、共同点与差异性的角度入手，观点差别不大，仅举两个例子。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与逻辑的密切联系。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上，由实事求是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悉心培育出来的智慧结晶。要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两者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两者的重大变化和不同特点。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时代特征、人民实践和全党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财富（包括活的灵魂和各个组成部分等），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参见李捷：《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线》 2008年第9期。

　　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两者具有不同特点，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总体上看，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参见付建龙：《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关系》，《求实》2009年第6期。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既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思想，也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这些论断，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年第7期。这个评论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这几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几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体系内部各自有特定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发挥着开创和奠基作用，并且确定了整个体系的理论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邓小平理论发端的，这个发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既是对“左”的、僵化的、教条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摒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创新。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出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其次，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邓小平理论所提出的发展主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最后，邓小平理论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风格：务实、简约、亲民、开放。参见徐信华：《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肖贵清：《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 2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最初形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性和时代性，均源自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再次，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原创与传承的关系，也能够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参见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发展基础和框架。从纵向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孕育了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诞生和成长的必备要素；从横向上看，邓小平理论为30年来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提供了合理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升华了邓小平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已有的基本内容；二是根据这些基本内容的逻辑延伸创造了新的理论。参见张国镛、田歧瑞：《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联系》，《思想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另有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具体来说，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时代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理论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理论主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价值目标。参见任水才：《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2008 年第3期。

　　（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有论者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解读，提炼出四层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更为宽广的现实土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应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无论在逻辑框架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更加充实，更富“中国特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和认识高度上进一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创新的坚定步伐，使之更具有时代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参见齐鹏飞、张海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关系的逻辑解读》，《长白学刊》2009年第2期。

　　还有论者着重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深化角度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而且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认识。参见孔祥云、冯务中：《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深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期。

　　（三）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体系。这一点是学术界的共识，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阐述。

　　 如，有学者从拓宽视域、深化主题、彰显价值三个层面进行阐述，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域（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同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参见肖贵清、刘爱武：《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年第1期。

　　又如，有学者从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它以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丰富、深化、补充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继承了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品格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参见唐自力：《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徐建军、张旭东：《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5期。

　　再如，有学者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角度进行解读。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展开的，都是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来深化的，都是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都是坚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参见潘绍龙、王伟娜、刘真：《论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必然不断深化。及时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进而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壮阔历程中蕴含的带有规律性和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