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论解构 ——倾听人文主义守望者之声
2010-05-17
作者：周劲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 ），文学批评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以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而享誉学界，有《文学与相信》（Literature and Belief, 1957）、《天堂之乳：德昆西、克拉伯、弗朗西斯·汤普森和柯勒律治作品中的鸦片幻觉》（The Milk of Paradise: The Effect of Opium Vision on the Works of De Quinsey, Crabbe, Francis Thompson, and Coleridge, 1970）、《应和之风：英国浪漫主义论文集》（The Corresponding Breeze: Essays on English Romanticism, 1984）等多部专著，尤其以《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1953）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1971）最为著名，因其卓越的影响力，这两部作品已成为总体性文学批评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M. H.艾布拉姆斯是一位重要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在我的记忆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一直是文艺理论学界研究者的必读书。此书对西方批评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勾勒简明而清晰，其于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大陆后，旋即就有了两个中译本。在浪漫主义文学研究领域，艾布拉姆斯也成绩斐然，譬如他1971年出版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1984年出版的《应和之风：英国浪漫主义论文集》等代表性著述，就是该领域中得到公认的扛鼎之作。艾布拉姆斯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一株常青树。他本人就是“新批评”奠基人I.A.瑞恰慈的嫡系传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罗德·布鲁姆便是他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的及门弟子。然而，我们之所以在此刻倾听艾布拉姆斯之声，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文论研究的权威、泰斗，更因为他是人文主义传统的忠实守望者，而这在今天尤显弥足珍贵。
执著坚守：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抛
艾布拉姆斯对人文精神的执著，首先体现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他曾自陈：自己撰写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主要部分，是表现浪漫主义作家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来尝试重建人类会更好这种希望的基础；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将这一基础从历史上的不可能向着个人思想转化—— 如德国哲学家C.L.莱因哈特所说，是将‘政治革命’场所转换为‘精神革命’场所——并且提出，只有经过对自己道德、认知、想象之流意识的激烈转化，人类才可能在新的更好的世界中实现新的更好的生活”。透过对他所关注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剖析，他相信，通过思想和心灵的革命，人类还是可以达成与自身的合一，能与他人共处，与已经被人性化因而让人能感到自如的自然和解。由此可见，艾布拉姆斯始终强调的，是文学作品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
由另一个维度观之，艾布拉姆斯对人文主义的坚守，充分聚焦于他对解构的洞察和批判。艾布拉姆斯关于解构批评方面所撰系列论文，包括《解构的天使》、《行为主义与解构》、《如何以文行事》、《理解与解构》、《关于近来批评理论的对话》、《论抒情诗的政治阅读》诸篇，与其他文章一并辑入《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此书所辑论文，时间跨度十余年，重点探讨解构批评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具体实践，与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也多有关涉，它们既坚韧地批判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形形色色的解构批评策略，又注重以浪漫主义文学文本为重点、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文本阐释策略。
通观艾布拉姆斯的核心批判立场，它坚持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取向，提倡一种反对偏执、主张多元的对话思维。正如文集的编者迈克尔·费希尔所言，在艾布拉姆斯的批评观念中，对于有关文学作品的批评评论，最好的做法，将是由“是的，但是”构成的谨慎的回应：是的，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还有更多的要说——正是“有更多的要说”之必须与必然，激发了艾布拉姆斯的多元论思想，“他认为，只有不同观点的集中与融合，才能逼近（虽然永远也不会最终达到）构成人文主义真理的深度视角”。
正因如此，艾布拉姆斯对解构的批判，并不是一上来就将解构说得一无是处，在一次讨论中，针对批评家莫尔斯·佩克汉姆把解构的实践比作梵经的养生术，把解构的结果比作吸食毒品后的效果，艾布拉姆斯声明说：“解构，如德里达和希利斯·米勒所进行的那些，根本不像这些比喻所暗示的那样，是要将非理性主义带进哲学和文学批评；相反，解构是一种绝对理性的、非常深刻的思想模式。”
一词中的：以“异延”析德里达的解构
“人们必须通过阅读雅克·德里达，这位总体意义上堪称解构的奠基人、命名者和首席论证者，才能走近解构。”艾布拉姆斯分析说，就学科中的传统分野而言，德里达更应该被称为哲学家而非文学批评家，“作为语言哲学家，德里达是一位没有绝对要素的绝对论者。”他的著作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揭穿所有先前西方哲学和思想方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要通过“削弱”或“颠覆”这些基础，将其阐发为对不可能的确定和安全的欲望催生的幻象，并且展现出这些基础被如此削弱之后，为写作和思考所带来的后果。
艾布拉姆斯通过深入解读德里达以《论文字学》为首的一系列著作，对德里达解构索绪尔语言哲学的策略进行了剖析，关键的切入点，就是德里达所谓“异延”（différance）这一核心概念。
在索绪尔语言哲学中，“差异”是一个重要概念，différence是他所使用的术语；这个法语词由动词différer派生而来，表示“差异，差别，不同”，而différer则有两个含义： “不同，有差别，不一样”以及“延期，推迟，延迟”（由此，英语里相对应地衍生出两个词来：differ和defer）；différance则是出自德里达之手的杜撰，它同时缩合了上述两个含义（在英语中，释义即fusing the notions of differing and deferring；翻译到汉语中，即“异延”）。
在索绪尔的概念中，一个符号之所以成立，是由于它与语言系统里其他的符号都不相同，也就是说，差异是一种消极的（或关系的）属性，但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通过“异”与“延”的缩合，德里达为“差异”注入了“延迟”这一内涵，并且通过对这一新质素的强调和放大，把索绪尔主要立足空间性的差异描述，改造成为一种既有空间、又有时间的综合性动态进程。
于是，差异成了正在到来的、行进着的差异，而且被赋予一种生成力量——任何对一个符号或一串符号的表意行为进行定义或解释的努力，都不过是阐释者所进行的传动式“符号替代”，在其位置安放上另一个或另一串符号而已，就这样，从一个替代到另一个替代，确定而在场的意义次第地、不断地被推迟，最终成为一种我们徒劳追寻着的东西，按照德里达本人的说法，即“超验受指的缺乏，使得表意的疆界和之间的互动延伸至无限”。
换言之，透过“异延”，德里达要说明的是，意义在根本上是不在场的，是延迟的、是差异的，即使可以确定某种意义，那也是暂时的意义效果而已，如此以来，文本的居所，“成了一个回声荡漾的封闭房间。在这里，意义缩减为永不停息的模仿性言语，符号也幽灵一般地不在场，符号与符号之间上下、左右激荡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它们既非人之所欲，自身也不受指涉，只在空洞中喧嚣一片”。
通过解构索绪尔——différance与différence，两者不能从读音上区分，其间的差别只见于文字，“différance中的字母‘a’，如死寂的金字塔一般矗立在那里”，文字问题由此得以彰显——德里达对柏拉图以降的贬文字尚声音、渴望在场的“逻各斯中心模式”（logocentric model）进行了解构，并且成功地将基本参照对象迁移到书面文本（本文），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图像中心模式”（graphocentric model）：文本是我们一眼看去就发现的“已经白纸黑字写就了的东西”，这些白纸上的黑色标记也是阅读中实际在场的唯一东西，作者、人物、事物都沦为由 “异延”这一内在活动生成的“效果”，所以，德里达反复重申：“文本之外别无一物。”（Il n’y a pas d’horse-texte.）
解构之忧：走向虚幻，远离人文关怀
1979年，哈罗德·布鲁姆《解构与批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以所谓“耶鲁学派”为核心的美国解构批评派正式形成。由于“新批评”在美国文论研究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在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等的促动下，德里达解构主义完成了其美国本土化嬗变，相比德里达本人之更偏重于“形上之思”，这群美国解构批评家们尤其侧重对解构思想的形下拓展，主要将解构当做文本批评、阐释以及阅读的方法论加以接受和传播。
然而，正如德里达能够把任何文本都解构成无数不可决定的表意行为的悬置，米勒能一以贯之地引领我们来到阅读的深渊，费许能将文本做成“创造性”恣意冒险的场合，布鲁姆能把文本读成对先辈文本的野蛮扭曲……
作为出生于1912年的批评界元老，艾布拉姆斯经眼的百年批评历程中，各种流派从风起云涌到偃旗息鼓或分化、转向，堪称波澜壮阔。当他看到批评已经成为和我们那些关于独特性、丰富性以及文学、哲学或批评中充满情感的人性关怀等日常经验丝毫无关的，反而有待批评来拆解的语言虚幻中的东西，而解构批评家眼中的文本，在其“过载阅读”中，则一成不变地被展现为一则绝望的寓言，他警告这些同仁：“激进的新型阅读与旧式阅读之间的选择成了一件关乎文化成本计算的事情。”
因为相信传统的文本阅读是将作为文学作品的文本读作关于人的记录——对和我们非常相似的角色的那些思想、行为、感受的虚构性呈现，让我们参与其经验，由作为人的作者表达和控制语言，使作为人的读者得到感动和快乐，所以，艾布拉姆斯承认，在解构批评家的作品中，可以欣赏到思维、语言机敏的表现，加之其阅读广泛，他们对文学和哲学著作遗产中未曾有过怀疑的一致和不同独具慧眼，惊人的洞见也就屡见不鲜。然而，他们的著作中，与文本的际遇使用了极端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语言与文本的“暴力”、“断裂”、“阉割”、“吊诡”如此频繁，总将我们导向眩晕的极度体验，却又不变地通往“绝境”与“死巷”，文学最终成了语言（文字）的虚妄、一套无解的谜题。
透过解构之忧的表述，艾布拉姆斯所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思考，何尝不是一种直指当下的人性之殇？（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