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分析判断，在对我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对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阐述。邓小平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认为发展对外关系需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作是我国最大和最高的国家利益，并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出发来处理国际关系，形成了完整的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
长期以来，邓小平强调我国的外交战略应该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服务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继承了毛泽东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形势，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局势，对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述，揭示了我国不同层次、不同含义的利益，形成了他完整的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今天，我们学习这一思想，对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和国内的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它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反映着权利、权力和利益的统一，主要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基本要素。因此，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制定、实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出发点，乃至在国际关系与对外交往中的基本动因，主要都是围绕着国家利益来进行，并努力寻求自己国家利益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体。离开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离开了国家利益，任何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然脱离现实，违背国情，损害到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
我国领导人历来都十分重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卫国家独立为主线、维护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坚持把国家利益当作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他深谋远虑、高屋建瓴，根据时代的变化，多次对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全面阐发，通过全面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形成了非常独到的见解，由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提出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出发点的领导人。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因此，他开始把实现现代化这…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与我国外交工作的任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一思想成为党的十二大报告外交思想的核心。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标志着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此后，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交谈中，也多次提到国家交往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国家利益。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特别强调我国外交工作实践中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重要性。1989年10月，他在同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这个讲话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组成，在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利益就是确定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和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国家关系不能建立在“大家庭”或“集团政治”的基础上；那种要求以各国利益服从所谓“国际利益”、“共同利益”的理论实际上是让一国利益服从另一国利益的霸权主义理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强调我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逐渐形成的系统、完整的国家利益思想，成为了我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发展对外关系需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国际斗争实践已充分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过去在发展对外关系时普遍存在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和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的两种观点。
而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也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贯做法。这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着深刻的教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应当把握时代潮流，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最高准则。对此，邓小平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他总结了毛泽东时代实施这一做法而使我国国内经济建设受到影响等局限，同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意识形态属于国家政治利益范畴，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能涵盖国家利益的全部内容，更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他强调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
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实际上就向世人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此后，国家利益更是成为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针对西方少数政客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加强意识形态攻势，将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的冷战思维的做法，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在1989年10月与尼克松的谈话中，他指出：“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他还进一步指出“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的讲话，既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又深刻地阐明了其维护国家利益思想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五是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原则的提出，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的发展，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最大和最高的国家利益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任何外交、外事和对外联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特别是内政要求的，都要为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服务。历史已表明，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首要目标在于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以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发展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外交战略中的国家利益思想主要表现为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外资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此打破美国对我国实行的经济禁运。邓小平则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思想。通过对世界局势及变化的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把握，他深刻认识到：“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战略层面以后，邓小平对党长期以来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作出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了对外战略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
还在1979年3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之后，他又把经济建设称之为我国的或者人民的“最高利益”、“首要利益”、“核心利益”，并强调，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它。在这里，邓小平把国家利益和人们的利益统一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基于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联系日益紧密这一趋势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中心任务时，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没有外部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就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外交外事活动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为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开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交格局。因此，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提出经济建设为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后，邓小平就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怎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了。从此以后，中国的一切外交决策都以国内经济建设为出发点，“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这个时期，无论是在国内会议上发言，还是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都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们的各项政策、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最大利益，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外交外事活动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为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开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交格局。
从这一根本的国家利益出发，邓小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闭关自守只能更加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时代，因而他反对把中国孤身置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之外。他强调，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实际上，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也由此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正是通过在互惠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加强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得以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转移之后，就成了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外交战略中关于经济建设正确思想的继承，充分表明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让中国发展起来，富强起来，是邓小平制定我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最大和最高的国家利益。
四、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出发来处理国际关系
众所周知，国家利益既多种多样，又分为不同的层次，在不同内容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对国家生存、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也不尽相同。邓小平认为，在国家利益中首先是政治利益，即“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因为，国家主权和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他一贯认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统一，采用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1.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根本标志，是国际法赋予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干预、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卫国家利益。
第一，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和决定国际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主权不断受到西方列强侵害，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主权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的历史。为了?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的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而形成的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主权思想促进了我国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巩固。在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思想。因此，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决定任何国际问题立场时，不屈从任何外来势力，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是否有利于和平与发展，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坚持实事求是，伸张正义，不拿原则作交易。
第二，绝不允许干涉中国内政。内政是一个国家人民在本国内享有的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和约束的行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有机统一的关系。针对少数西方国家打着“人权、自由、民主”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和竭力把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的行经，他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年政治风波以后，一些国家对我们实行“制裁”，妄图以压促变。邓小平严正地指出，中国决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中国人民不怕”，“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并宣布“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他的这些思想，既指出了西方国家借口“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对我国国家利益进行破坏的险恶用心，有力地回击了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又表达了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决心。
第三，奉行真正的不结盟。为了共同利益而暂时结成联盟，是一些国家热衷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利用美苏冷战，先后与苏美两个大国分别结盟或改善关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结盟弊大于利。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认为，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的“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关系。因此，邓小平从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明确提出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不结盟政策。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他指出： “我们不打别人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邓小平所奉行的真正的不结盟，实际上就是对任何国际问题都要从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判断，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与别国建立任何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关系或联盟，这既使自己在世界上保持了独立性，真正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和平大国形象，并有效地、独立自主地处理了各种国际事务， “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同时又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不当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大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挑起“领袖”大旗，带领它们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斗争。但邓小平认识到，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如果树起旗帜，就必然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面，这从根本上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他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他还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他提醒我们，“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扎扎实实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影响我们的既定目标。邓小平所提出的不当头，是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题中应有之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一方面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减少干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主动性和灵活性。
2.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领土是国家生存和主权行使的现实物质基础。维护国家统一和?卫国家领土完整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是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在多种场合都强调，“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
第一，提出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港澳台问题都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仍是我们肩上的重任。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对此，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里，邓小平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尤其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整个中英谈判以及中葡谈判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1982年 9月，针对英方提出的历史上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还要保留对香港的部分主权，并享有对香港治理权的无理要求，他斩钉截铁地指出：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最终使挟有马岛战争胜利者余威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退却，只好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在中葡两国的谈判中，邓小平本着“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的思想，最后使葡方只好接受中方立场，确定中国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时间为1999年12月20日。关于台湾问题，这既是一个主权问题，又是内政问题，但它的最终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主导思想仍是“一国两制”的构想。邓小平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也十分坚决。统一问题 “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指出：“制度可以不同”，“台湾政府在对内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统一“条件只有一条，即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他特别强调，“万万不可让外国人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在维护国家利益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他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创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发展。
第二，提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由于国家利益存在多样性，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时，往往会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引发国际争端，甚至国际冲突与国际危机。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领土、领海、边界纷争不断，屡屡酿成难以排除的矛盾和冲突问题，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灵活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和途径，这主要是：一是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合理解决边界争端和纠纷：二是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三是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还“可以把它放下”，留待以后解决：四是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提出的在“主权归我”这个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和前提下，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把维护我国主权和稳定周边这两个大局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维护国家利益、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路子，充分反映了他维护国家利益即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灵活性和坚强决心。
总之，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对毛泽东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学习他外交战略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一方面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内局势的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要紧紧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切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科学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