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共出版《增长型调整政策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国际货币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第六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期，欧美股市“跌跌不休”，引发人们对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应该说，源自美国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既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又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危机提醒我们，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是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两个相互配套的组成部分。

　　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转型互为因果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球金融中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及其法律体系的国际认同程度。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质，是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促进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它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中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强国崛起的战略需要，与此同时还体现了中国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平衡发展的大国责任。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外延扩张型增长模式，是由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提供廉价资本，并由二元经济结构造就的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支撑的。其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三农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制造业产能的急剧扩张已遭遇资源环境瓶颈，并对外部市场产生了过度的依赖；金融创新空间不足不仅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困难，也抑制了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机会。这些问题久拖未决反过来又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系统性风险。

　　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环境面临重大变化。瑞银信贷对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报告认为，美国消费占全球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30.2%下降到 2020年的20.8%，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消费占比都将出现或多或少的下降，而中国的消费占比将从5.3%增加到23.1%。这是因为，开发内部消费市场即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未来国内消费需求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并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后者要求中国的产业从大规模、标准化制成品生产体系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产业组织需要从行政垄断与低水平无序竞争的两极并存格局，转向与复杂社会分工体系相适应的市场适度竞争格局。

　　这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的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能否从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成为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建立以场内交易为主的股票及期货市场和以场外交易为主的外汇、拆借、债券及其他衍生品市场，成为资金配置从行政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核心任务。

　　与商业银行提供的分散化间接融资服务相比，以场内交易为主的资本市场具有信息的公开性、资产的流动性和地理空间高度集中的特点，并以产品的标准化、风险的分散化、投融资极具规模效益的优越性，成为现代金融的核心。交易所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转型的特殊意义在于：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资金融通和配置的市场化机制；为企业并购、产业整合创造有效的市场条件；为企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性行业龙头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和市场约束的有效机制；通过风险分散机制帮助高新技术企业、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突破其发展所面临的融资瓶颈；为本国居民提供分享中国经济高成长成果的投资便利和各种可能的选择。

　　以银行同业为基础的现代货币市场体系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转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提供有效的市场和工具；促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运作打下扎实的市场基础；为高效率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最终清算提供配套市场，以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金融发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会向经济腹地深厚且社会设施先进的大城市聚集。金融聚集带来众多好处，包括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市场流动性的增进、市场定价有效性的提高、更多的金融合作、辅助性社会中介产业的共享、人尽其才环境的营造与专业人才市场的繁荣。金融聚集的这些优越性将进一步导致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完善。当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球金融中心，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及其法律体系的国际认同程度。

　　就我国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应该是本土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到国际化成熟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它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和金融转型的成功是建成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本土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又是中国从经济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金融强国的前提条件。

　　为何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体现了促进亚洲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亚洲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平衡发展的大国贡献。

　　2008年基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这一名言，揭示了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拥有的国际战略优势。

　　具体而言，这种战略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享有铸币税利益。货币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一国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这个国家就可以自由支配和利用全球的战略资源。在美元霸权条件下，美国的进口支付能力几乎不受限制。全球只有美国可以既进口资源又进口制成品，并维持贸易逆差30余年而无须调整。这使人口仅占世界5%的美国，消费却占了世界的30%。其高质量、高水平甚至是奢侈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全球人才产生特殊吸引力，并进而抢占科学技术的全球制高点，形成强者恒强的良性循环。

　　二是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场合，一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可以避免汇率风险。美国可以将美元汇率的波动作为惩处竞争对手、转移调整责任、减轻债务负担的战略武器。相反本币不是国际货币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很大伤害。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实施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美元升值使他们出口下降、美元债务负担上升，并进而爆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当美元贬值时，这些国家出口会增加，但其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却面临严重的贬值。

　　三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可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首先，当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用于国际定价、结算、支付、投资和储备时，发行国金融机构将在提供本币的国际业务方面享有天然的优势。他们不仅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具有本币业务的良好基础、人才储备、配套设施等先发优势。同时，与竞争对手相比，他们面对的汇率风险少得多，因此国际汇率波动越大，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就越明显。

　　四是在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场合，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货币汇率政策和本国机构投资者操纵战略资源的国际价格，进而达到制约竞争对手，重新分割全球化利益的目的。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2009）的购买力平价估算方法，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货币金融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完全不相匹配。中国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借助货币和金融的力量，通过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抢占大国博弈的主动权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且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削弱了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给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它将通过为亚洲和全球投资者提供以人民币为标的的投融资场所，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与人民币国际化不相匹配，结果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受阻或停滞；二是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外放，即由政府或国内机构在境外发行人民币金融产品以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需要。后者将会导致本土金融服务业市场、金融就业岗位和金融税收的流失，并可能导致货币主权和金融定价权的旁落。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其系统性风险将随着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而不断上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并实现全球金融的平衡发展。前者由3-5个大经济体支撑的国际货币构成，后者要求亚洲本土有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充分、安全性和成长性兼具的国际资本市场与欧美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

　　专家预测，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将加速向亚洲转移。2020年亚洲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9%增加到52%。在亚洲，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债负担过重等原因，日本主导亚洲、实现日元国际化的机会正在丧失。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并在未来10年仍能保持较快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促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大国责任。而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体现了促进亚洲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亚洲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平衡发展的大国贡献。

　　国际金融中心为何选择上海

　　上海需要建设的是与纽约相同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它是与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需要相适应的，因此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配套的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有人会问，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把握香港与上海的关系？

　　需要明确一点，上海未来建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首先，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比是严重滞后的，这使中国经济产生对外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并使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国家财富暴露在一定的风险之中。加快内地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是经济转型十分紧迫的任务，而金融中心建设只是其空间表现形式而已。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不能代替内地金融市场发展。

　　其次，上海需要建设的是与纽约相同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它是与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需要相适应的，因此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配套的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都是离岸型金融中心，本币可以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也没有为本币国际化提供配套服务的内在要求。

　　第三，在岸型金融中心的特点在于国际金融中心与国内金融中心是重合的，其70%以上的业务都是为本国居民服务的；而离岸金融中心的居民业务只占小头，更多的非居民之间的交易。

　　最后，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配套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国际债券市场的所在地。而国债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场所，其主体不可能放在离岸中心，否则一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定价权就会旁落。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来建设，主要是从未来发展潜力和趋势来考虑的。而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所反映的是金融中心的现状，它对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选址并无实际的参考价值。

　　随着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崛起，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的转移，香港面临三个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建设欧美国家对亚洲进行金融投资的财富管理中心，即确立亚洲“瑞士”的功能定位。

　　第二，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发展机遇，为东盟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投融资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其中一个工作重点在于吸引东盟国家企业到香港上市。因为根据东欧转型国家经验，小国的股票交易所常常因缺乏规模经济而生存困难，这些国家大企业大都赴法兰克福上市。香港应大力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与功能。

　　第三，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和中资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发展趋势，建立以人民币信贷为核心的亚洲银团贷款中心。这也是香港的传统优势，应该发扬光大。而且我们的金融中心福利效应分析表明，银行业务的发展通过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对当地居民福利具有比证券市场大得多的贡献。

　　总体而言，香港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资本项下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尚未实现前，香港的战略重点是发展离岸业务，为欧美的亚洲投资、为东盟国家的投融资提供服务，并大力发展亚洲地区的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上海则重点放在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以适应经济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需要。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后，上海和香港可能通过联网建成中国一体两翼的全球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亟待新突破

　　人才是决定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中国目前不缺资本，但极其缺乏高端人才，因此有必要制定有竞争力的税制，促进人才的集聚。

　　随着美元再贬值趋势的形成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变得越来越紧迫。与此相适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也需要加快推进和落实。我们认为，相关部门需要统一认识，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以下重大领域作出实质性的突破：

　　首先，需要在金融业的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上先试先行，作出重大突破。目前上海场内交易市场已接近门类齐全，但是目前这个金融大超市可卖的产品品种还不算多。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将金融产品开发和创新方面的管理制度从白名单管理转变为黑名单管理。即中央各监管部门明确在上海先试先行过程中哪些业务不能做，其余都放开管制，以拓宽金融创新空间，适应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的内在需要。

　　其次，需要加快以国债和准国债市场为核心的债券市场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信用基础薄弱。而固定收益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将国债的发行放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高度来认识，而不仅仅是从政府预算的角度予以考虑。同时，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债券交易市场，加快消除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的壁垒。此外，还需要大力发展央企等准国家信用的债券市场，建议已上市国有大企业负债率低于40%的企业有责任先行发债，而不是股票增发。

　　第三，加快国内货币清算中心从北京向上海的转移，以实现国内货币清算中心与未来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的合二为一。

　　第四，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共同努力营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运营环境。重点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突破：一是从人才竞争的角度调低个人所得税上限至一般国际水平之下。人才是决定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中国目前不缺资本，但极其缺乏高端人才，因此有必要制定有竞争力的税制，促进人才的集聚。二是尽快引入金融高级管理者的市场筛选和聘用机制，形成有效率的经理市场，避免干部任免制度向金融体系延伸带来的内部激励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的制约。三是学习引进香港的先进经验，探索并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司法和执法机构，增强市场信用基础，提高合约实施的有效性。四是通过金融业自上而下行政集权的传统优势，加快推进建立一个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于一体，集实体金融网络与虚拟金融网络于一体，集身份认证、市场交易、融资投资、市场监管、支付转移、结算服务等于一体，具有使用便捷、服务优质、成本低廉、安全可靠和信息可信的全天候的信息化金融综合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