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主流经济学极其注重对规模经济的边际描述，长期忽视对专业化分工的超边际分析，走进了一个缺乏解释和应用能力的“发展陷阱”。但与规模经济理论相比，专业化分工理论能够更为深刻地解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贸易和知识创新的生成机理。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持续演化的专业化分工过程，其次才是规模效应，经济学应高度关注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重大经济驱动效应，并将分工分析置于一切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这种思想既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和实际应用能力，更能够有效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水平。
关键词： 专业分工 经济增长 就业机会 国际贸易 知识创新
引 言
经济科学赋予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资源稀缺基础上探求各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成因。但主流经济学家们极其注重对规模经济的边际描述，而忽视对专业化分工的超边际分析，事实上暗含了一个分工给定不变的错误假设，当代经济理论因脱离了专业化分工，而使经济学研究走进了一个缺乏应用和解释能力的“发展陷阱”。事实上，正是由于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拓展，才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在经济增长的强力推动下形成了此起彼伏的现代化浪潮。本文作者力图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经济学成就基础上，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成因进行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建构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济科学大厦，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把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描述一番而已。
一、专业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演进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开始于以交换目的的商品经济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则起始于社会化市场经济的竞争刺激，而各类交换活动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专业化分工。正是由于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才在原始自然经济的缝隙之中孕育出了简单商品经济，也是由于分工发展导致了产业革命，从而使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一同被社会化市场经济所替代。市场经济中交易的所有商品，无非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剩余产品，商品也无非是剩余产品的交易形态。无论是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分析，都是如此。
专业化分工萌生于农业社会初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独立化。随着后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不仅整个社会系统被划分为三次产业，而且每次产业内部又被分解为许多部门或行业，同时也使每个企业内部分解为许多道工序和环节。除个别分工之外，社会分工和一般分工都内涵了一个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分工使生产者仅仅生产和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但他们在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却需要很多种产品来满足。为了有效解决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矛盾，人们用专业化分工提供的剩余产品而互相交易，在互惠互利中获得了各种满足，并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会使分工和增长具有持续加速的特征。最初的交易是狭小范围和少量剩余产品的社区交易，而后随着分工扩大、专业强化、技术创新和剩余增加，相互交易日益变得频繁起来，市场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范围日益扩大，市场成为人们之间交往联系和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经济也因分工发展导致的资源配置优化而持续增长起来。继而狭小的地方市场逐步演化成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大市场，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依赖度日益强化，谁也离不开谁。整个社会经济变成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一体化市场经济网络。
市场经济无非是专业化分工基础上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经济活动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专业化分工，最初是按照年龄和性别而进行的自然体力分工，而后发展成为技术智力分工。关于分工的组织变迁，最初是临时分工和个人业主制的手工作坊，而后是长期分工和合伙制的手工工场，在手工工场稳定分工的基础上，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日益专门化或专业化，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持续增加，由此酝酿和造就了产业革命，产生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有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再后来手工工场发展成机器大工厂，并产生了以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公司制度。我们在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的一个历史发展链条就是：分工拓展→专业强化→剩余增加→交易频繁→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分工再拓展……等等。如果没有分工，人们只能处在原始的愚昧时代，正是由于专业化分工的持续发展，才造就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可以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史，离开对专业化分工的理论描述，我们就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提供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而把专业化分工在经济学中加以忽略或边缘化，而不把专业化分工置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位置。
美国于1942年耗资50亿美元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其工程技术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博士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指出：“使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美国从1961—1969年组织和实施了宏大复杂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研制和发射的火箭“土星—5”有560万个零件组成，参与的研究人员共计有400万之多，最多的一次就有42万人。120所大学与200家公司分工协作，8年里共耗资300多亿美元，终于在1969年获得成功。 负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韦伯博士也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1]科学的组织管理就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的过程，如果没有专业化分工，也就不会有相互间的协同需要，就只能是个人管个人，因而也就不会有任何的组织管理行为发生和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专业化分工是一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因为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给定了增长与发展的潜能、边界和极限。
二、专业分工与就业机会的同步扩张
专业化分工的持续发展，不仅会导致普通物品交易量增长和一般商品市场相应性扩容，而且更会导致劳动力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市场扩容，生产行业增多必定会引起就业需求和就业机会的同步扩张。
首先，专业化分工引起普通物品市场的同步扩张。虽然专业化分工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基础是由亚当•斯密所建构和奠定，但亚当•斯密在论述分工与市场的关系时却给出了并不十分恰当的结论。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名称就是“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他开章就论述道：“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2]这就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斯密的结论虽不能说错误，但很可能比较片面，他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斯密在这里讲的“交换能力”指的是市场范围大小，但市场范围大小又取决于剩余产品多少，而剩余产品规模则又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因此，首要的“交换能力”理应是供给层面上由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所决定的剩余产品规模，其次的“交换能力”才是需求层面上或斯密意义上的“市场范围”。固然市场需求变化会导致生产分工及其专业化供给发生变化，但由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市场供给变化更会引起市场需求变化，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蒙德尔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们对此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求证。如果没有专业化分工，就不会有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存在，也就不会有交易需求产生，从而就不会有市场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分工会受到市场范围限制的结论有着很大缺陷。我们因此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首先是市场范围受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供给限制，其次才是亚当·斯密所讲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需求限制。这一结论具有下述重要含义：不仅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需求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范围受分工程度的供给约束，首先是分工程度支撑了交易需求、交易范围和交易能力，分工程度有着更为重要的发展价值，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分工能力。正确理解分工与市场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真实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在于要从互为因果和双向互动的视角，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而不是仅仅从市场决定分工或需求决定供给的单向度联系中寻求理论解。我们倾向于认为，首先是分工引起交换并决定市场规模，其次才是斯密所讲的分工受市场大小限制。当分工和市场均达到了一定规模后，两者就处于一种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状态。
其次，专业化分工通过普通物品市场传导而引起就业机会同步扩张。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构成变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时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同时又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因此就出现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过剩人口。事实上，马克思的分析是假定社会分工体系不发生变化，起码是不发生大的变化，他因此而推导出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必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但是，当我们观察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史就会发现，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定会导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细化和广化，必然会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和形成，从而能够提供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会有利于促进充分就业。这种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从十八世纪后期迄今，科学技术发生了如此大的质变和飞跃，发达国家也早就完成了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那么多，更重要的是人口又增加了好多倍，但失业率却比马克思那时低得多。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理论缺陷，就是没能充分考虑到技术进步加速和专业分工演进将会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形成、出现和发展，从而会抵消因技术创新变迁和有机构成提高对充分就业所产生的若干负面影响。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一定或只是在短期中有利于充分就业，而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则必定会在长期中有利于充分就业，专业化分工发展会通过普通物品市场扩张的中介传导机制，引起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就业机会同步扩张，不必担心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会使就业压力趋强。
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加州大学以新经济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与传统经济学观点和经济模型不一致的是，新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技术进步持续加速。技术进步在增加生产能力，增加新设备配备人员的速度大于旧设备下岗减员的速度，从长期看，失业率也在下降。[3]单就宠物产品的发展而言，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日益繁荣的宠物养殖场、宠物医院、宠物食品店、宠物服装店、宠物用品店、宠物美容店、宠物寄养店等宠物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对应的就业机会就是宠物繁育师、宠物驯养师、宠物美容师、宠物医生等一系列新兴职业的兴起。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分工，“各种新兴的工作为个人提供了多得多的机会。”[4]
三、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重新解释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所依赖的基本原则就是各国的生产优势，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对各国均为有利。亚当•斯密认为“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是分工的结果。”[5]国际分工必然导致和形成国际贸易，而“在某些方面，贸易是一种技术。当一个国家出口小麦并进口钢铁时，该国就以一种仿佛投资于把小麦变成钢铁的技术的同样方式而获益。”[6]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来论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分析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是绝对优势理论，所谓绝对优势就是一国某种物品的生产率绝对地比他国高，其成本绝对地比他国低。他认为国际贸易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存在着一国劳动生产率绝对地高于他国劳动生产率，出口具有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会使出口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从而能够极大地促进出口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他因此而主张出口国社会分工体系应多生产绝对优势产品，而少生产或不生产非绝对优势产品，这是对出口国经济增长极为有利的贸易安排。亚当•斯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的真实含义在于，出口国要从经济增长要求出发，对国内分工体系进行重新安排，国家应鼓励那些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生产，同时应抑制那些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生产。当每个国家都如此行事时，也就形成了国际分工体系，从而构成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仅仅是说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没有分析和回答在一切方面均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是否还要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重大问题。
比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更有价值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指一国生产某种物品与生产其他产品相比较其成本相对低的情况，也就是根据机会成本比较而确认的一种相对优势。如果说绝对优势是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效率比较的产物，那么比较优势就是一国内部各种生产效率比较的结果。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出发，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在国际间自由转移流动的前提条件下，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它们在生产成本上相对优势最大或相对劣势最小的商品，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能够节省资本和劳动，从而能够使本国获得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适合各国实际，因而也具有普遍适应性。迄今为止，比较优势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经济学领域扩大了范围并精炼了理论，但经济学家们对贸易限制的反对，仍然主要依据比较优势原理。”[7]虽然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但李嘉图也没有回答当两个国家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完全相同时，也即彼此之间既没有绝对优势也没有比较优势时，是否还要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问题。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大缺陷，也是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此外，当代较为流行的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贸易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也没有从专业化国际分工的理论视角解读国际贸易问题。
我们假定，如果两个国家的自然禀赋、资本技术和劳动状况完全相同，因而其生产率也完全相同，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两个国家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否则将会多耗费国际交易成本，因而得不偿失。作者认为并非如此，而是认为当两国或多国生产率水平完全相同时，也完全需要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并能够获得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好处。假定A和B两个国家的汽车生产率完全相同，在卡车和轿车的生产上没有任何差别，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也需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其关键在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如果A国专门生产卡车而放弃轿车生产，而B国则专门生产轿车而放弃卡车生产，那么A国就可以向B国出口卡车而从B国进口轿车，而B国则向A国出口轿车并从A国进口卡车。A国与B国之间进行卡车和轿车的国际分工，并从事卡车与轿车的国际贸易，这对于每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知识提升、财富增加、经济增长、就业扩大、管理优化、制度创新及国际和平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增长价值或发展意义。各国都会从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各国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我们把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称之为水平贸易理论或零态优势理论，这是一种在本来没有优势的国际基础上，通过新型国际分工而创造出来的新优势贸易理论。
由新优势贸易理论就可以看到，尽管李嘉图描述了比较优势在促进专业化分工方面给各国带来的好处，但他也只是看到了其好处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即使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同样的基因，以致我们都有相同的自然优势，我也怀疑世界上的专业化是否就少得多。相反，实际情况是，专业化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因而除了比较优势以外，专业化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亚当•斯密在其制针工厂的故事中所看到的利益。”[8]随着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WTO规则充分展开以及国际竞争愈益加剧，尤其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就像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一样，各国原有的各种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就会逐步丧失，绝对优势贸易模式和相对优势贸易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也会逐步削弱。在上述两种贸易模式唱主角的时期里，新优势国际贸易模式没有多少机会展示其潜在蕴含的经济增长潜力，而全球化浪潮的急剧演进就恰好为新优势国际贸易模式提供了唱主角的最新舞台，这也是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奥妙所在。我们在此提出的这一新优势国际贸易模式的理论假说，其关键之处就是彻底求证了在没有任何各种先天优势的国情下，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发展而创造出新的国际贸易优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在不依赖于原有先天优势的情况下仍可以成立，由此可以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进行更为彻底的理论解释。
四、专业分工与知识创新的良性互动
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拥有和使用的各种知识日益加速递增，并呈指数化增长趋势，以至于形成了我们必须正视面对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信息社会里，综合国力都将被知识化，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知识同化、改造和提升，自主知识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高质量人力资本具有了首要价值。因为现代新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创新来引领、推动和支撑，而高质量人力资本既是现代新知识的创新者、控制者和运用者，又是现代新知识的人格化载体和主体化标志。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群体存在，一个国家就绝不可能获得高效率、高质量和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现代世界的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力量，但不是依赖于人的数量，而是依赖于人的知识水平，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在当代世界，你必须努力开发人力资本，不掌握大量的知识，没有一个国家会成功。”[9]创新知识的“智力资本是你摸不着但能使你致富的某种东西。”[10]收益递减规律是对经济活动的传统解释，但现代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首要经济规律是收益递增规律。我们在此要提出的问题是，知识的创新、生产、提供、传播、储存和应用等，是否与专业化分工高度相关？专业化分工是否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创新和知识增长？我们认为，专业化分工理论依然能够对此提供令人心悦诚服的经济解释，
当代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们既缺乏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更缺乏现代知识创新所需要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群体。而没有高度专业化分工就不会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群体，同样道理，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群体更不会产生高度专业化分工。高度专业化分工与高质量人力资本群体之间互为因果并互相解释，从而使其良性互动力量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彼得•德鲁克认为：“世界上将不再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只有专门化的知识才会产生应用性的成果。的确，知识越是高度专门化，就越有成果。”[11] “亚当•斯密时代的专业化利益决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专业化不仅和物质生产密不可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生产中也是如此。”“经济学家能够‘偶然地’ 提出相对论吗？爱因斯坦不改变专业就能提出科斯定理吗？从事严肃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希望碰到意外的运气，但要增加‘偶然’发现的几率，他们必须专业化。” [12]发展中国家欠发达不是其贫困的原因，而是其贫困的表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高度专业化分工、高质量人力资本群体和现代有效率制度的同时严重缺失。由于制度安排在市场交易领域和知识创新领域缺乏对专业化分工的有效激励，既无法从专业化劳动分工中获取生产率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也不能在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像亚当·斯密《国富论》那样具有伟大思想的著作。产权明晰和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有利于促进自由选择和增加创新活力，特别是能够“增进劳动和知识的分工，并因此而促进着繁荣。”[13]劳伦斯.S。克雷曼因此而认为：“一种‘专业’要求专门化的知识和长期集中的学术准备。”[14]譬如，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虽然也极其重视孩子教育，很多家庭都倾力聘请私塾教师，国家也实行科举制教育，但由于没有专业化的教育研究分工，所有教师都讲授像四书五经那样完全相同的教学内容，因而就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创新。现代大学教育之所以加快了知识创新的速率，也是因为教师之间和学科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日益发达。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学术思想领域，也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领域一样，没有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结 语
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经济规模效应，但过分强调规模效应会削弱市场竞争，而且规模经济也有消费和资源等各种极限约束，因此基于规模效果的边际分析具有很大片面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持续变迁的劳动分工过程，其次才是规模效应，经济学应高度关注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首要经济驱动效应，并将分工分析置于一切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这种思想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学的现实解释能力，更能有效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水平。此外，专业化分工还能够对产权交易变化、交易成本变动和人力配置过程等重大经济问题，给出富有理论魅力的经济解释，本文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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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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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彼得•德鲁克著：《社会的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P62。
[12] 张五常著：《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521、391。
[13]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
[14] [美]劳伦斯.S。克雷曼著：《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P510。
The Economic Drivers Effects of Specialization
Yu Xian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Jinan, Shandong, Jinan 250022)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extremely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the marginal economies of scale, long-term neglect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research and analysis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lack ofability to "development traps." Howev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theory of economies of scale, specialization is more profound theory canexplain economic growth, full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genera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mechanism. First, economic growth is acontinuous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specialization, followed by the economies ofscale, economics,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about 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driver effec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analysis in the framework of all the core of economic theory. This idea notonl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velopingcountries in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professional divisionof labor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trade, knowledgeinnovation
作者简介
俞宪忠(1956.12—)，男，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