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与印度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哲学、宗教的研究相比，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狭义上的纯文学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显得非常单薄。其中原因值得分析。如果对现代以来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著述。

　　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纯学术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泰戈尔虽然有时就李白的诗歌发些议论，但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学者开始有人进行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起初是谭云山和谭中父子及黄漪淑，后来有一些印度学者陆续加入研究中国文学的行列，他们包括尼赫鲁大学的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邵葆丽(Sabaree Mitra)、拉瓦特（D.S. Rawat）、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和达雅万迪(Mrs. Dayawanti)；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恰(Aditi Jha)和杜塔(Kamal K. Dutta)；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的马杜拉(K. C. Mathur)、穆尔提(Sheela Murthy)和罗易( Shreeparna Roy)。除了这些 “学院才子派”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兴趣者也正在加入进来。由于资料有限，这里仅以谭云山父子、马尼克、邵葆丽等人为代表，对印度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简单的介绍。

　　1952年，旅印学者谭云山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语言文学史》，对中国文学进行阐释。他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起源和新近发展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开始介绍中国文学。他将广义和狭义的中国文学概念剖析得非常清楚，以利于印度学者和读者了解陌生的中国文学概况。谭云山还把眼光投到现代，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新文学运动。由这些介绍来看，谭云山在印度独立之初对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学启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把中国文学的外延内涵都做了区分，还把时间范围延伸到现代阶段，以使印度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印象。

　　在谭云山之后，他的儿子谭中（现已拥有印美双重国籍）继续进行中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因为家学渊源和扎实的中文功底，他是迄今为止印度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视野最广阔、成果丰富、学术质量上乘的学者。他还曾经将中国唐诗译为英文在印度出版。谭中在论文《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印度文化因素》中，从比较文学渊源学角度对中印古代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命题进行探讨。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和佛教文学的双重优势，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文、说话等体裁进行跨文化追踪，探索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长道路，以及印度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谭中还涉及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他在1998年撰写一篇文章《泰戈尔对中国新诗的启迪》，对中印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又一重大学术命题进行探讨。

　　如果将中国文学按照学术惯例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话，印度汉学界目前研究现代和当代文学者不断涌现，成就斐然。不过，也有少数人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英文翻译研究唐代诗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例如，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尼赫鲁大学的达雅万迪研究著名作家巴金取得了成果。还有印度学者对现代作家如茅盾等人进行专题研究。不过，印度汉学界最倾心研究的现代著名作家是鲁迅。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时，尼赫鲁大学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印度各地学者为此撰写了四十多篇研究论文，由此可见鲁迅研究在印度的重要地位。这里简单介绍在谭中指导下，于1997年以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创造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Lu Xun’s Writings)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马尼克。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 “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马尼克的汉学研究成绩突出，这里只对他的鲁迅研究作一简介。

　　马尼克的博士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序言；第一章：“中国的文化冲突和鲁迅的崛起”；第二章：“鲁迅世界观的形成”；第三章：“变迁：文学形象的演变”；第四章：“支离破碎的旧伦理和新文化因素”；书目。该博士论文大量采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鲁迅文本，文史结合，述论相兼，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马尼克先对鲁迅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详细介绍，再聚焦于鲁迅的一些代表作如《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野草》等名篇，涉及到《呐喊》、《二心集》等鲁迅文集，引用的中文参考文献包括瞿秋白、何其芳、黄鸣奋等评价鲁迅的文章、王士箐的《鲁迅传》、王瑶的《鲁迅作品论集》、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月刊》等。这些中文资料和作品保证了论文上乘的质量。马尼克对于鲁迅文学作品及其复杂人格素有研究，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有的地方论述似乎不是特别准确，有理想化和想当然的痕迹，这或许是马尼克其时对中国鲁迅研究界的最新学术动向了解和把握不够的缘故造成的。马尼克和顾彬、竹内好等东西方汉学家都看到了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社会的革命性、现代性意义。因此，马尼克的鲁迅研究是对鲁迅文学观、社会政治观的一次全面检视。

　　在《一个作家的高度：我的鲁迅观》的文章中，马尼克将鲁迅小说称为“病理小说”（pathological fiction），因为那些小说具有诊断病态社会的功能。他认为：“如果鲁迅继续塑造孔乙己、阿Q、祥林嫂之类的角色，他不仅会对中国文学，也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1]马尼克还将鲁迅“病理小说”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中国现实相结合进行论述。1991年，马尼克在一篇题为《阿Q和国民性格的质疑》的文章中，对鲁迅塑造的圆形人物阿Q从诞生的历史背景、鲁迅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鲁迅所理解的阿Q、阿Q的性格和命运以及鲁迅和阿Q亦即作家和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对阿Q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经典形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阿Q形象提出的问题非常具有世界意义。”[2]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印度学者也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取得出色成绩的是邵葆丽等人。她专门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1976年以后）。她从后毛泽东时代入手，从文学思潮到具体作家进行广泛考察。例如，1997年，她在《中国述评》上发表文章《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政策：变化的十年》。她聚焦于新时期文学的十年发展过程，重点探讨了中国文艺界、文坛和中国政治领导层围绕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展开的讨论和争论。次年，在《1976到1989年间中国文学“百花齐放”的再现》一文中，邵葆丽首先追溯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的由来，然后，分诗歌和散文（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文学）两个门类，对1976年到1989年间中国文学的重新繁荣发展进行探讨。在邵葆丽的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5到1986年间中国文坛对于创作技法和文学创新的关注。邵葆丽的结论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变。作家们不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出发进行创作，而是让 “文学这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生活和判断社会体制的缺陷。”[3] 2004年，她在《中国述评》上发表文章《“个人”在后毛泽东时代文学里的再现》，将研究的范围从1976年延伸到2000年左右。在她看来，中国作家创作旨趣已经从政治宣教转移到知识启蒙、普通大众的个人愉悦等方面。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创作政治挂帅是唯一的话，八十年代社会主题占优，到了九十年代，文学又与商业挂钩。”[4] 2008年，邵葆丽已经把她的这些论文结集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典及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印度学者近二十年来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除了上述的马尼克对现代作家鲁迅作品的翻译外，另有一批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中国古代文学有谭中先生的英文译本《中国古典诗词》和V·赛思的《三位中国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女诗人舒婷的诗歌、小说家谌容的《人到中年》、陈建功的《丹凤眼》、玛拉沁夫的《活佛》等被译成印地语出版，受到读者欢迎。2009年6月1日，邵葆丽在北京告诉笔者，她以孟加拉语翻译出版了舒婷等当代诗人的诗歌。这些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作品在印度各种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对中印友好往来和正确而客观地看待认识对方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汉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

　　可以说，一百年来，印度汉学研究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它的中国历史、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前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巴克齐（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汉名师觉月）、谭云山、尼赫鲁等人。印度独立以后，潘尼迦（K.M.Panikkar）、梅侬(K.P.S.Menon)、K.P.古普塔(K.P.Gupta)、嘉玛希（Kamal Sheel）、谭中、玛妲玉（Madhavi Thampi）、狄伯杰（B.R.Deepak）、S.查克拉巴蒂(Sreemati Chakravorty)等学者是此方面研究的热心者。

　　与泰戈尔、谭云山一道，师觉月是对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贡献最大的三杰之一。师觉月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的著述包括《印度与中国的千年文化关系》（下称《印度与中国》）等。从内容来看，《印度与中国》这部被当作印度学生教科书的著作，主要涉及以佛教为沟通媒介的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属于典型的史学著作。全书分八章，具体涉及到中印古代物质交流、人员往来概况、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影响概况、印度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和中印文明的共同点和差异处等重要方面。师觉月利用丰富的中文和梵文资料，围绕佛教这条文化“红线”，对中印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仔细输理。该书是印度汉学研究发轫期里的力作，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师觉月认为，中印文化交流看起来完全是单向度的，实际并非如此。“即使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对印度生活思想的影响痕迹。”[5]为此，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国对印度的文化影响。他的结论是：“不求助中国如此热心保存给后代的文献，不仅是佛教历史，就连印度文明史的各个方面都不能进行恰当地研究。”[6]师觉月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印度学者。

　　1944年，尼赫鲁在监狱中写下了巨著《印度的发现》。在书中，身为政治家的尼赫鲁专门撰写了一节“印度与中国”，考察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他写道：“在千年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地学习了不少知识，这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7]这显示他和师觉月的思想一致。对于近代以来中印交流停滞问题，尼赫鲁作了一些探讨。他认为佛教在印度的衰落是导致中印文化往来急剧减少的直接原因。他同时还点出了殖民侵略给中印人民交往所带来的厄运。

　　1928年9月，谭云山应泰戈尔之邀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大量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传播，共出版了十七种英文、十三种中文著作，是印度独立前除巴克齐外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最力的学者。根据笔者2005年2月下旬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收集的资料来看，他的英文著述包括《中印间的文化交流》（1937）、《中国现代史》（1938）、《中国与印度》（1938）等。印度独立以后，谭云山宝刀不老，发表了大量成果，如《中国文明与中印文化精神》（1950）、《意识的感召与中印关系》（1950）等。谭云山的很多著述是印度学生的启蒙教材，他力求以浅显的语言将中国历史文化解说得条理清楚、通畅易懂。有意义的是，谭云山对中印文化关系的清理催生了他的“中印文化”思想。其核心是联合中印，发展一种以不杀生为特征、以互识互补为目的共同文化即 “中印文化”。“中印文化”思想对于谭云山的儿子谭中有直接影响。谭云山与巴克齐一样，也在中印文化的对比中寻找一些相似点，以证明中印邻居文化的亲和力，达成一种中印文化大同的境界。

　　印度独立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仍然是印度学者的首选课题。1957年，曾经先后担任印度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的K. M. 潘尼迦（1895—1963），出版了《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研究》。该书主体分引言和“印度与中国”两部分，附录包括“中印关系中的西藏”、“中国朝圣者在印度”和“印度与中国在艺术方面的互动”等三部分。该书的“引言”论及中印文化交流，并探讨了中印文明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化关系。潘尼迦认为，中印文化往来绝不是单向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充满活力，延伸了如此漫长的时期，否认中国文明影响印度是荒唐无稽的。”[8]

　　由于具有中文优势，谭中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独领风骚。他的历史著述范围广阔，具有相当的深度，并时有创见。可以说，谭中是迄今为止印度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最杰出的学者。早在1978年即谭云山先生逝世五年前，谭中就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的史学著作《中国与美好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八年以后，他出版《人鱼海神和龙：十九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此二书被印度各大学采用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教材。谭中通过审慎研究得出结论：“鸦片战争既非文化战争也非贸易战争。战争是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9]谭中还批驳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论调。他对汤因比和费正清的中国历史观给予回应。谭中断言：“费正清学派的最大缺陷是将中国装进一个与世界发展相隔绝的密封舱里……中国同样受到影响其他国家发展的内外动力的影响。将中国视为完全的异类是反历史的。”[10]

　　比较而言，谭中与乃父谭云山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存在一些差异。谭云山主要涉及中国古代历史，而谭中更倾心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且其范围更为广阔。谭云山大多是启蒙性地介绍，间或提出自己的一些宝贵创见，而谭中更加注重从历史资料和前人观点出发，大量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当然，谭云山对谭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父子二人均给中国历史文化以正面描绘，均在历史著述中倾心设计中印大同文化景观。谭中后来沿着中印文化大同的思路不断进行学术探索，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印文明比较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印度独立以后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一部分学者开始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或中国历史研究专著。但是，这类书大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多著者不懂中文，利用西方学者的英文著作“炒现饭”，根本没有什么创新，体现的是西方而非印度的中国历史观；二是受冷战气氛感染和中印冲突影响，很多学者评价中国当代历史缺乏客观和理性，容易走向妖魔化中国的地步。例如，1974年，R. S.古普特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认为，蒋介石坚决抗日，国民党政府是唯一能统治中国的强者。这是明显的误读。涉及中国当代历史时，该书作者对中国的偏见就反映出来。如他认为当代中国是讲求实际的国家，同时也是好战者。古普特还颠倒黑白，说1959年到1962年间，中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与印度决一雌雄。中国急切地寻机教训一番印度。“中国决心毁损尼赫鲁的形象，把印度从她所占据的优越地位上拉下来。北京的心理相当阴险。”[11]这些话说明，古普特的中国形象建构是负面的，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当然也与1962年“综合症”有关。问题的严重在于，古普特的这些中国形象建构是印度的教材，它带给一般印度读者和学生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不容质疑。

　　世纪之交，随着中印关系不断改善和深化，印度的中国历史研究开始走向正轨，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野得到新的拓展。一些学者研究中国断代史，如G. 查杜威迪在1991年出版《1947年至今的印中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专题研究，这方面以S.查克拉巴蒂为典型代表。她主要围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其知识分子政策乃至中国在印度农民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专题探讨。另外，此前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中文系主任嘉玛希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书。[12]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B.塔卡(Brij Tankha)对鸦片战争后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家魏源进行研究。[13]黄漪淑(Huang I-shu)则对海外华侨的历史命运进行关注。[14]玛妲玉出版《在中国的印度人：1800—1949》一书，探讨殖民主义时期在华的印度人所作所为及其复杂命运。2005年，她主编的《殖民主义世界的印度与中国》在新德里出版。玛妲玉对殖民主义时期里印度来华三大群体进行研究。玛妲玉的探索是开创性的，在她之前，中国学者林承节研究过殖民主义时期中印友好交往史，但玛妲玉却缩小了探索范围，集中研究在华印度人的复杂命运。她不仅揭示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历史命运，还解释了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基础薄弱的深刻原因。

　　进入新世纪，印度汉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继续着自己的探索轨迹。2001年和2005年，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B.R.迪帕克（中文名狄伯杰）先后出版《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和《1904至2004年的印度与中国：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他利用大量中文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颇有建树。他为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的印中关系进行分期。他说：“印度后解放时代的中印关系史可归纳为友谊、挫折和正常化。”[15]应该说，这一分期将几十年来跌宕起伏的中印关系作了真实的归纳。在《1904至2004年的印度与中国》中，作者集中笔力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中印边界战争等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进行论述。

　　总之，印度独立前后一个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史展开研究或论述，这以师觉月、尼赫鲁、谭云山等人最为典型。随着时间推移，待到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印度学界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开始撰写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中国历史教材或著作，二是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开始渗透到学术研究中来，这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书写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妖魔化痕迹。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谭中、玛妲玉和狄博杰等人那里，印度学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学者以专题方式研究中国历史蔚然成风，这涉及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等敏感问题，显示印度学者对于中国当代热点问题的追踪。

* 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1] Manik Bhattacharya, “The Lofty Height of A Writer: My Evaluation of Lu Xun,”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374.

[2] Manik Bhattacharya, “Ah Q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Vol.2, 2004, JNU, New Delhi, p.365.

[3] Sabaree Mitra, “Comeback of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1976-1989”,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4] Sabaree Mitra, “Re-em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 i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 Report40:3(2004), New Delhi.

[5]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p.197.

[6]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p.145

[7]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社，1956年，第246页。

[8] K. M. Panikkar, India and China: A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57, p.64.

[9]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1840-1842), Allied Publishers, 1978, p.222.

[10] Tan Chung, 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Introduction”, Delhi: Gian Publishing House, 1986.

[11] R.S. Gupt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4, p.579.

[12] Kama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Brij Tankha, “Reading Wei Yuan in Japan: A Strategy for Self-defence against the West,” China Report, 36:1(2000), Delhi.

[14] Huang I-shu, “Cultur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China Report, 37:4(2001), Delhi.

[15] B.R.Deepak,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Delhi: A.P.H.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