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理解和实践中，民众上访事件和利益表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重要对象。为此，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和经费于其中，但收效甚微。对此，笔者认为，应将此类民众活动从政府“维稳”活动中剥离出来，缩小和限定“维稳”范围。“维稳”是指对危害公共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黑社会犯罪等问题的控制和处理，而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民众利益表达活动的错误理解和压制。

　　首先，社会缺乏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解决的制度化机制。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完善的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尚未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既不像社会精英那样，拥有社会资本去解决自身利益问题，也不像知识精英和社会中产阶级，拥有文化资本去呼吁和表达自身利益问题。在遇到拆迁、失业等利益受损问题时，在没有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他们只有诉诸上访，甚或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政府和社会注意，以求问题的解决。

　　其次，很多时候，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过分作为，导致民众维权活动升级，遂产生“群体性事件”。无论是贵州的瓮安事件，还是湖北石首事件，如果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到位，向社会通报到位，就不会在当时产生误解和流言，导致很多民众参与进来。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服务，甚至作为不公、不端，导致社会民间存在一定怨气，一遇到民众利益受损活动，就会参与进来。

　　再次，西方国家和社会发展史也表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大量出现，是正常现象。社会转型，使得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间重新分配，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再造。在此巨变的社会环境中，利益受损群体必然需要通过维权活动，来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群体性事件”不是敌我对立

　　虽然问题存在，并且“群体性事件”有增加之势；虽然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怨气，在一些“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体现，但是我们对之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属于利益受损和表达机制缺失问题，与政治性无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事情的性质，提高到政治高度，加剧社会结构中的紧张。

　　而且，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基础上的欧美社会学研究发现，必要的社会活动和“群体性事件”，起到了健康社会的“安全阀”作用，适时释放社会紧张，渲泄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当下，中国政府把大量精力和经费耗在此类活动上，不仅消耗大量不必要公共开支，更增加而不是舒缓了社会内部紧张，侵蚀了政权合法性基础，导致了社会真正不稳定。

　　如何解决此类群体性事件，使维稳真正用在实处、达到维护社会动态稳定的效果呢？

        首先，地方政府官员要更新执政理念：清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理性认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等。政府官员要认识到，与其把精力放在对民众利益诉求活动“围追堵截”上，还不如把精力放在认真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上。在全新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调整职能，尊重法治精神，在应尽义务上“不缺位”，在权力边界“不越位”，真正向现代政府转型。如此，很多“群体性事件”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一票否决制”以及“零指标”等硬性评价标准。僵硬的官员评价体制，迫使地方政府全力截访。结果是截访成功了，但是民众的不满增加了。民众再次上访，政府再次截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也无精力去探寻真正解决之道。改革晋升标准，让地方政府官员把精力放在如何满足和解决民众的需求上，回到其应该的公共政府职能上来，创造公平、正义、尊严的社会环境，对维护社会动态稳定会有显著效果。

　　再次，推进社会建设。健全民众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开展丰富多样社会文化活动，是满足多元化社会群体成员需求的社会基础。与其把精力和经费大量投在截访和围堵上，不如投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的多元社会利益得到满足了，自然利益诉求活动也就失去了出现的必要。

　　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建立并完善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和解决机制。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各类利益群体进行对话和交流，尤其是弱势群体。正如上面分析，在社会转型期，他们的利益最容易被忽视；也正因为此，才导致了当下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所以，把各群体利益诉求及解决机制制度化，放在法治化的范围内解决，让各类特殊利益群体的社会运动，回归法治范围内的制度化解决，既是正确对待民众利益活动之态度，也是保持社会动态稳定必由之路。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法治范围内社会运动不断、利益多元化、利益诉求制度化的社会。因此，应正确区分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类矛盾，正确对待不同利益群体表达活动，引导其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同时，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将多元群体利益表达活动，在法治范围内制度化解决。如此，社会的动态稳定才有可能，和谐社会才会实现。 作者任职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