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人群正从大城市出逃。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不同的是，逃离大都市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鲜明的中国特色。
把12年青春都献给北京的余娜，2009年底无奈举家迁往成都。
尽管余娜早就做好准备要离开北京，但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甲流”事件，或许余娜离开北京还会延迟。“甲流”爆发以后，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却不能接种疫苗，原因在于余娜全家没有北京户籍，学校只给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接种疫苗。
担心会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的余娜，在北京有车、有房、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终于选择回到成都。
来自山东的李先生和余娜经历相似，还是因为孩子读书问题而从北京选择了迁往杭州。杭州一家IT企业向李先生伸出橄榄枝，并承诺高薪高职，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尽管杭州的房价并不便宜，但相比北京而言，杭州是宜居城市，而且孩子读书不用交借读费。几经权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眼下，那些在大都市工作过几年的白领们不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
《数字商业时代》与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联合在线调查显示，春节期间，在611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55.30%被访者表示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将会选择离开；其中54.20%在一线城市工作已超过3年以上（含3年）；至于二三线城市，41.10%的被访者认为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36.70%的人认为宜居、买得起房；12.40%的人是因为离亲友更近；9.20%的人是因为可以解决户口和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仅为0.70%。
寻找幸福新都市
人口流动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几次，最明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城市化进程加快，让每个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于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转移则因不同的定位而走向不同的城市。
以成都为例，具有良好的高校背景、政府研发高投入的特点，成为信息通讯技术类型企业的首选城市之一。据悉，截止到2009年，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
由于每个城市都有清晰的定位，因此相关企业将会首选这些城市进行投资，而在一线城市设立的办公地点或总部，多充当“门脸”。比如能源城市有包头、唐山、长春等，而金融城市则包括苏州、杭州等地。这些城市对行业人才的吸引甚至比一线城市更有优势，因为这些城市的幸福指数明显超过一线城市。
２月4日，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南京、成都、福州、重庆的幸福指数分列前4位。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余娜几年前曾打算回成都终未成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成都外资企业较少，工作选择空间有限。如今的成都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品牌专卖店、星巴克、宜家等这些代表生活品质的设施一应俱全。在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方面，成都远超过北京，这是余娜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约翰森博士说。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余娜和李先生分别到成都和杭州，不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对他们来说，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对记者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中国二三线市场最具洞察力的外资企业早就有了动作。早在2008年，英中贸协和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受英国贸易投资署委托，并于当年上半年对中国地方城市商机进行了专题调查。对80多家公司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并采访了60多家英国企业和贸易促进机构，最终形成了“英国企业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商机”的报告。
英方从27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国地方城市中确定了35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大庆、唐山、东营、烟台、淄博、绍兴、包头等城市。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在这35个二三线城市为英国企业寻找最有潜力的中国地方城市，评估目标城市中7个重点行业的商机。
“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会更明显。越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白领的争夺越明显,如设计、规划、电信等等行业。二三线城市不仅相对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这将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流散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张翼说。
大城市幸福指数低 白领为求认同感远离大都市
孙晓琳又一次在梦中惊醒——老板指着她的鼻子因一个数据出现失误骂个不停。
孙晓琳的境遇其实还不错，她是80后，毕业于北京名校，在图书策划公司工作。结婚买房后本打算在北京“落地生根”，但最近却起了回家乡武汉发展的念头。
这不是一场接一场的梦靥所致，而是她大病一场后的痛定思痛。“我妈常说我现在是拿人肉换猪肉。”由于工作紧张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孙晓琳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父母又一次旧话重提，让她回武汉发展。以前孙晓琳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现在却有点动摇了。“我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理由反驳，”孙晓琳惊讶地意识到，北京并没有为她留下什么珍贵的纪念，难以割舍的“国际化都市”情结其实是一种错觉。
幸福感打折 青春在缩水
城市宜居指数正在成为一些中产阶层投资养老房的首选要素。北京某外资企业的高管王亦还不到40岁，就在山水环绕的浙江嘉兴置业了。“我退休了肯定不在北京养老，这环境多差啊。”近年来，伴随着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城市概念，从魅力城市到经济活力城市，从国际花园城市到文明城市，嘉兴在不断发展与努力中探寻着适合自己的全新定位———“宜居城市”，要打造一座集“水、绿、文”为一体的水都绿城。
英国《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孙晓琳更是需要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为了打发无聊的上下班时间，她的通勤必备设施从最早的收音机升级到MP5，但仍然无法排遣心中的烦躁。过去让孙晓琳常常夸耀的城市标签——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
二三线城市的交通状况则完全不同。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晚上7点肯定能到家吃饭，胃就听话了。”她想的没错。晚餐时间因城市的不同而不同，《广告大观》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线城市，75％的人下午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晚餐。
幸福本是心理学的领地，但现在研究幸福成了一门经济学。工作5年后，孙晓琳和老公一起咬牙花96万元买了一所位于北京郊区的房子，每月3000元的月供，还有部分借来的购房首付款，尽管她和老公的月薪加在一起有1.1万元左右，但她只感到压力而没有幸福。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结结实实地绑架了白领的“小资”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今年过年回家，孙晓琳发现武汉的同学月入7000元时，不禁感慨“我才是个穷人”——武汉的平均房价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而两地收入差距并不像孙晓琳想象的那么大。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不时捶打着她的内心：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与孙晓琳的纠结相比，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后留校工作的陈争上，在2009年果断地离开了上海，回到安徽老家开始了创业。“每月 5700元的工资，20年才能在上海郊区买套房，要是买市区的房子恐怕30年都不行。”陈争上其实蛮喜欢上海，但他觉得“离我很远”。要想融入这个城市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家庭，“这就需要一个硬性指标，有家就要有房子。”
科锐国际区域总监徐晶劲分析，白领从大都市回归到二三线城市，和个人偏好的生活方式相关。二三线城市具有简单、宁静、恬淡的气息，悠闲的节奏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我的一些朋友回到杭州工作，每个星期都能游览西湖，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求认同感 远离大都市
就在孙晓琳还为是否逃离北京挣扎之时，身边一位朋友余娜的决定震撼了她。
余娜今年32岁，有车有房有孩子，毕业于北京名校英语专业，事业顺风顺水。2009年末余娜举家离京，迁回先生的老家成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要离开生活了12年、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奉献出来的北京，大概花了我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余娜给同事的最后一封邮件中透露出抉择之难。
尽管和孙晓琳有种种相似的理由，但余娜离京的导火索却是这座熟悉的城市又一次带给家庭并不陌生的歧视。2009年“甲流”肆虐之时，女儿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接种疫苗。“孩子现在小不懂事，将来肯定会受到心灵的伤害。”
户籍垄断成为逼迫余娜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都市，居不易。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1775万人，流动人口为509万。外来者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要与户籍人口共享城市设施。当城市资源不堪重负时，它粗暴地向“外人”关上了大门。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他们创造财富，而资源却仅向本市户口的人开放，不公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城市资源的分割成为人口流动非常大的障碍，不是合理的竞争，我主张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资源的配置依据而非以户口，否则会伤很多人的心。”
余娜在北京有家却没有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她的叩门。“离开北京，可以说85%是家庭的原因，15%的原因是我自己，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余娜读完李开复的自传，同样做出了“追随我心”的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守望相助，无论在A地还是B地；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无论在A平台还是B平台。”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徐晶劲看来，二三线城市机会更多，“没有那么多约束，更容易崭露头角。” 徐晶劲原先主要工作地点在上海，成为公司的大区业务总监后，苏杭、无锡、成都就是她的“新地盘”了。“我自己是愿意的。以前在一线城市的工作经验可以到二三线城市发挥，而且我对一线城市的东西很熟，再呆下去边际价值会递减。”
从一线都市转战二三线城市，迁移者大多“有一定的风险嗜好”，徐笑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太喜欢从一而终，不追求特别的稳定感，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陈争上从上海到安徽创业，性格上同样有点冒险精神，“高校教师是稳定的，但我是不安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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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商业时代》和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41.10%的人因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而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有朋友总后悔当初没有去深圳下海，但是今天的二三线城市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深圳。”徐晶劲说。
“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江湖特点，给外来者带来疏离感。”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人才对大都市有着先天性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乡一样的认同感。
这些离开大都市的白领们，在新的城市里有两种明显的变化，即经济地位（成就和认同）和生活质量（幸福感）。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大都市，那么上述条件他们可能依然无法得到，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城市化加速 生活品质不减
余娜之所以用几年时间思索自己的去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成都发展还不够快。如今，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这无疑给了她很大的就业空间和选择度。
“星巴克里全是老外和港商。”余娜兴奋地说，她感受到了成都的国际化气息。中国美国商会2009年度“商务环境调查”表明，已有近60%的会员公司进入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同时还有许多会员公司正计划进入这些地区，或是正在研究进入这些城市的可行性。
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做好向无数个余娜招手的准备。“哪个城市的后工业化程度越高,对白领的争夺就越强,如设计、规划、电信等行业，因此二三线城市提供优惠条件会使一线城市中产阶层层流散。”张翼分析。
城市化进程即包括了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城市的地域集中过程，乡村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进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后者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这种城市化的质量进程正是余娜念念不忘的味道。她刚到成都不久，就借了辆车开到宜家转了大半圈。“什么也不买，就是想看看。”
这些熟悉的味道对徐晶劲来说也没有变。以前出差她看到一个星巴克就很激动，“现在一个城市里都不止一个星巴克了。”常常穿梭不同的城市，她发现省会城市要满足日常生活没问题，“苏州无锡三线城市现在也行。” 屈臣氏、百盛、巴黎春天，徐眼中熟悉的都市标志一样都不少，“LV都来了。在苏州、成都有很多人买，可能当初我们真的低估了这些城市渴望人才渴望消费的潜力。”
事实上，《广告大观》杂志的调查显示，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希望拥有更加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半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我更愿意购买知名品牌的产品，即使它们的价格可能更高一些，如果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价格相同，我会购买国际品牌。”
互联网极大压缩了人们的时空成本，使城市人群的迁移有了更多的便利性。1月15日，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如今的大型IT工厂更愿意迁移到小城
二三线城市与一线大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当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白领们开始更多地把二三线城市作为“撤退”目的地时，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应对人才流动而主动布局二三线城市时，被迫成为“人才和企业流动性主体”的这些城市，也在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不遗余力地来提升城市核心功能、打造吸引力，是目前中国大部分二三线城市领导人最急于做的事情。他们希望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结合城市的特色与功能，吸引最适合的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份去年完成的《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 》显示，分列前5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10位并不包括一线城市。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企业的最优选择。
事实上，从2009年年初开始，中国众多的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的市长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智慧城市。这个由IBM（国际商用机器有限公司）呼吁出来的新概念，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关注。他们相信，要增加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必须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手段，为更多企业和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据悉，与IBM合作建设 “智慧城市”的有东营、昆山、南京、无锡、沈阳、武汉、昆明、成都等二三线城市。
倾力打造“智慧城市”，旨在缩小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他们希望通过城市的功能定位，吸引更多的企业。比如通过与IBM合作，山东东营市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利用“云计算”来进行城市建设的“云城市”，而政府的真正目的则是希望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推动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无锡的云计算中心则成为全球首个“商业云计算中心”， 希望成为中国的“云谷”，向电子商务服务转变。
早在2008年，英中贸协和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受英国贸易投资署委托，并于当年上半年对中国地方城市商机进行了专题调查。英方从 27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国地方城市中确定了35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大庆、唐山、东营、烟台、淄博、绍兴、包头等城市。目的是在这35个二三线城市为英国企业寻找最有潜力的中国地方城市，评估目标城市中7个重点行业的商机。
“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二三线城市与大都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些城市的工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必然会吸引很多企业的投资，而企业的迁徙会带来白领人才的流动，这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最重要的是，白领们更愿意到宜居、幸福感明显的二三线城市工作，因为在大都市他们会感到明显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城市功能调整只为竞争力
“大连是向日本提供外包服务的最佳城市。”Genpact（简柏特）亚洲区CEO前川充留像一位数学家那样手拿标尺，定格在离日本最近的中国城市——大连。“在大连有很多会日语的人才。”
不过，即便是大连最优秀的日语人才，前川充留也不会轻易让他们向日本消费者直接提供电话售后服务。“一旦出现问题，节约的那一点成本无法弥补我们为了取悦客户而付出的时间。”前川充留还有所保留。
然而，前川充留的疑虑很快就被解除了。大连市为了打造成为软件和业务外包中心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加强对这座海滨城市的建设，让更多本地和外地的IT毕业生留在这里，并计划每年增加1.5万名合格员工。其次，大连市政府和大连软件园的管理者们还积极推动本地大学开办符合企业需求的课程。
基于此，IBM、埃森哲、惠普纷纷在大连开设了服务中心，戴尔除了在大连设立客户服务中心外，还设立了一个人才储备库。“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交通、能源的瓶颈已基本消除，产业发展特色分明，大大缩小了与一线城市的硬件差距。”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认为，二三线城市已经把握住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机遇。
比如，处于海峡西岸经济圈的福州，最具发展潜力，云集着本田、三菱、东南等众多汽车品牌；而成都已然成为IT和精密仪器制造产业基地，微软、拉法基、英特尔-T、摩托罗拉、可口可乐、宝洁等品牌都在这里开设研发中心……
一个城市的功能影响并决定着其定位，这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经济发展。有调查显示，在生命科学、生物制药行业，杭州、苏州、宁波、天津、成都最具吸引力，分列前5位，这主要源于城市针对这一行业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及成熟的市场环境。
消费潜力引爆城市吸引力
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大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从统计上看，中国城市化水平还未超过50%，但二三线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缓慢。这表现在，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提升，大型企业进入二三线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快速增加，生活质量和环境有明显的改善。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在线调查显示，28.30%的人认为二三线城市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快速提升；23.90%的人认为大品牌开始进驻二三线城市；21.6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快，这是二三线城市与大都市差距逐渐缩小的三个最主要指标。
调查结果和企业意愿及表现非常接近。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表现在二三线城市购物中心的增加。比如，国际著名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房产2009年年初就准备30亿元在常熟、郑州、杭州、苏州、合肥5个二线城市投资建设购物中心，如今已经全部开业。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深国投相关负责人表示，“购物中心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进入相对理性的时期，由于一线城市的购买力相对饱和以及地价的持续攀高，很多国外投资商纷纷将未来的投资重点转移至一些消费潜力巨大的二、三线城市。”
一直关注商业零售的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均收入、消费能力、经济发达程度是购物中心（连锁超市）设立与否的三个要素。从投资成本来看，二三线城市远低于一线城市，最重要的是这些城市具有可挖掘、开拓性的商业价值，这是对企业最大的吸引力。
英国零售商TESCO的2009财年计划是在中国新开19家店，截止去年11月底，开出的店大部分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沃尔玛2009年度也大举攻城略地，开出超过40家门店，90%以上位于二三线城市。
“未来5年~10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推动中国走向消费大国，并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新格局，城市间的发展与竞争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如是认为。
用宜居名片锁住人才
从北京举家迁往杭州的李先生说“感谢杭州”，因为杭州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2008年之前，户籍为山东的李先生在北京中关村一家IT企业担任技术中层，妻子从事咨询业，6岁的女儿正读小学。由于全家户籍在外地，不但要交高额赞助费，孩子在学校也总有一种被当成外地人的无形压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先生做出了离开北京的决定。杭州一家IT企业向李先生伸出橄榄枝，并承诺高新高职，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几经权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从一线城市走出去的人才，更希望在二三线城市有好的生活环境。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在线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中的白领，最热衷的城市分别是杭州（19.20%）、青岛（19.20%）、厦门（14.30%）、桂林（9.20%）、成都（8%）、大连（7.20%）。如果有更合适的发展机会，他们考虑到上述城市工作。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企业管理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对记者表示，从2007~2009年近3年时间里，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3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中国美商会2009年度“商务环境调查”表明，已有近60%的会员公司进入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同时还有许多会员公司正计划进入这些地区，或是正在研究进入这些城市的可行性。
二三线城市开始向全国人才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2009年12月8日，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发布最新的雇佣前景调查结果：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重庆以22%的净雇佣前景指数位列全国之冠，紧随其后的是深圳、西安和青岛。
不过，二三线城市也存在着短板。万宝盛华做的另外一份调查——2009年人才短缺调查则显示，在向新锐城市的迁移和开拓中，企业遭遇的最大的困那就是人才存量不足。该调查称，25%的成都雇主在寻找合适人员填补职位空缺方面有困难，而上海这一比例仅为12%。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人才，他们的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星巴克、面包新语、品牌专卖店、家乐福和沃尔玛等，是他们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志之一。
这一参照物与企业的布局不谋而合。以星巴克为例，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26个城市开设了超过360家门店，除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外，他们已经在青岛、宁波、苏州、无锡、昆山、常州，无锡、嘉兴、绍兴等设立了门店。
这一轮的人才流动，和普通打工者的流动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和资本积累，在一线城市拥有至少几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甚至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更追求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并不完全以薪水为考量要素，他们想拿出更多时间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他们注重品牌、喜欢美食，喜欢咖啡红酒；他们希望有更好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利用中国城市化发展机遇，二三线城市在崛起的过程中，正在主动变得满足这些企业和人群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