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金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2010-04-30
作者：舒金城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除专制积习、等级观念、重男轻女以及迷信思想等糟粕外，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成果。
第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和注重现实、讲求实效的求实精神。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自然环境对农业影响极大，因而古代的先民们总是热心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极富探索自然的求实精神。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感到“天道远，人道迩”，因而执着于现世人生和社会治乱的探讨。先秦诸子中，儒家重人事、轻鬼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学风，耻“言而过其行”的虚浮习气。墨家强调耳目见闻，极重实际效果。道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法则。法家的韩非揭露鬼神迷信的虚妄荒唐，强调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荀况以“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和强调“辨合”、 “符验”、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以及对鬼神怪异迷信的深入批判，把先秦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注重实效的求实精神推到了新的高度。先秦而后，产生了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熊伯龙、颜元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使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探索世界的求实精神不断得到发展。这于反对宗教迷信、抑制重道德修养而轻探索自然的文化因素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由《易经》、史墨、老子、《易传》开创的辩证法传统注重矛盾观和运动观的研究，对立统一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物生有两”、“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和 “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多层次性和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而“尚变者，天道也”、“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新故相除”、“变化日新”等命题则揭示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并向新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基于这种矛盾观和运动观，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论上反对 “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片面性，要求从矛盾的各个侧面全面认识、整体把握，有着内容丰富的朴素系统观。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把事物的矛盾看作是普遍现象，在学术文化上主张多样性的统一，形成“和而不同”的传统，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吞吐百家的气度和乐于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格。中国历史上各学派的相互融合、汉唐盛世对周边各民族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吸收、明末清初欢迎西学的积极态度，都是这种开放性格的体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些都是使中国文化在一定条件下趋于封闭的因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开放性格。在社会政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则体现为以进化历史观为基础的变法改革精神。这种变法改革精神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自强不息、胸怀博大的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强调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永不止息地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体现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厚德载物”则体现了我们民族襟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性格，在与其他民族相处的关系上体现为“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这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至今在我们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中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四，尚中贵和的思想。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中庸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因为“过犹不及” ，“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中”的要求。这一思想充满着辩证法。“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与无差别的等同之“同”是对立的。所谓 “和而不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便揭示了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宇宙发展规律。“和”的观念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如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天人和谐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和谐思想；形神统一、心境恬适的身心和谐思想；《礼运》“大同”的社会和谐思想；“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世界和谐思想等。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重视人的价值和理想人格的培养，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为万物之灵”而“最为无下贵”；认为人与天地并立而无愧，肯定人能“制天命而用之”，断言“人定胜天”、“吉凶祸福，率由自造”。就个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人应该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道家的老子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则断言“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他们都强调人之可贵在于要有一种不朽的人格和精神。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 “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认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境界远远高于人间的富贵。他们中一些思想家重利轻义的主张虽然有时会导致否定功利的弊病，但他们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则具有长久的价值。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培养人们重道义轻私利的精神境界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主张个体的人格独立与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使命感的统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调了个体的独立人格不为富贵、贫贱和外在强力所动摇。但这种独立的人格又不是空洞的，而要体现为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子有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从中国历史上看，受到儒家这种思想熏陶的人往往都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非常典型。儒家还特别强调要为完成这种使命并最终成就个体人格而自觉地奋斗不息，“死而后已”，甚至要有“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们提出的这些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培育了一代代民族楷模，特别是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中更成为许多民族英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第六，贵民、重民的思想。从先秦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到明清之际“天下为主，君为客”，“不以天下私一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至近代 “君末也，民本也”、“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的主张，都是贵民、重民思想的体现。这种贵民、重民思想对民众力量和地位的肯定，具有长久的价值。
第七，道德文明和礼貌待人的传统。中国素以礼义之邦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它把民族气节、忠诚报国看得高于一切，重视个体素质的熏陶，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科技成果（如中医学）以及许多古典诗词、戏曲、小说、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等文学艺术，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优秀成果在今天仍具有现实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认真加以总结和吸收，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贡献。（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