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
2010-04-29
作者：[美]法里德?扎卡利亚
来源：《红旗文稿》
变化之大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中国是很庞大，但却相当贫穷。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后来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是这样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的：疲于奔命的农民、欲壑难填的地主、饥荒和洪水、瘟疫和贫困，一幅农业社会的惨淡景象。
拿破仑曾经说过（也许是他人杜撰的）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中国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仑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200年，成了供列强争雄的俎上之肉。历史上，日本曾经对中国亦步亦趋。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在战场上都强于中国。
中国的苏醒使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崛起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改造着。从广义上说，后美国世界受“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力量的支配，中国目前也正不遗余力地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融入世界，但同时也会造成国内的裂变和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一直在寻求以新的方法使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增长意味着中国越来越踌躇满志，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很大程度上讲，后美国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在“融合”与“分裂”这两大力量之间实现平衡。
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将1979年视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超级大国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改革的信号是在1978年12月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议上发出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刚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中国指引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讲话。邓小平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那以后，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走出了一条务实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惊。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有史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最快增长速度。同期，中国大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近7倍。30年来，尽管中国历经挫折和偏差，但它毕竟实现了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脱贫致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样板。
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此期间，对于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数不胜数、天翻地覆的变化都会令你眼花缭乱。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时，那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村庄。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和金属材料，每当夜晚灯火通明时，宛若一棵巨型圣诞树光彩夺目。浦东新区的面积是伦敦金融新区金丝雀码头的8倍，与芝加哥整个城区的面积相比，也只不过稍小一点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体系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0%。换言之，“分权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政治生活也日益朝着这个方面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却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鼓励发展真正的自由市场，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本国的经济，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许多成功（如创业精神的兴起）和失败（如医疗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协调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分权化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美国会再次遭遇的问题。
中国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往往有助于政府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且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优势羡慕不已。印度官员总是说，他们的中国同行不用担心民众的反对。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得不做了许多政治上广受欢迎的蠢事，而这些愚蠢的做法会削弱我们的长期经济潜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内需要的是选票。中国（政府）则可以做长远打算。虽然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对的，但它确实做出了许多英明和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正在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提升经济价值链的水平，国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此政府将奖学金和其他补助支出由2006年的2.4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亿美元。官员们还计划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由2006年仅占GDP的2.8%提高到2010年的4%，并且将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像这样重点发展某一行业的做法，对于民主国家印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为了笼络选民，将大量资源用于发放短期补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绩录取人数的比例，录取学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额或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的。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各个层面的机遇层出不穷，但由于政府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路线，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就在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业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时会与开放、诚信和效率发生冲突。腐败现象也屡禁不止，而且腐败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剧攀升。地区差距也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高得惊人。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民主没有关系。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邓小平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崛起势不可当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1.5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 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越发清晰。从那以后，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更加老练，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调，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目前，中国外交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决策，而不能采取一种说教式的态度。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线，动辄慷慨地提供一揽子援助（往往超过美国的援助水平），还迅速地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不愿参加多边主义安排，近年来却尽可能地参加这类活动，甚至还参与创立了一个亚洲自己的多边安排——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组织的性质。目前，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明显亲美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就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国与所有邻国政府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变化。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员对我说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的最大出口国。”这一状况意味着：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须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参观过的所有越南书店，都在突出位置陈列着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参观访问。当时正值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2007年的国事访问，期间我耳闻目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克制。温家宝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突出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方兴未艾的经济联系。
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中国执行一种“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国若一如既往地对东京拒不妥协将有害无益。那样做只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敌对的邻国，而这个邻国又有着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它的经济规模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与日本开展经济联系和更多的合作，同时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从而逐步赢得压倒日本的优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近年来，中国认识到时间在自己一方，因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智、更加温和的路线。为此，中国内地采取了几个非常聪明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减向岛内独立意识最强地区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从而增强了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有关台湾的任何冲突中迅速取胜。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使中国北京步入了一体化的轨道，但同时也赋予它进行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实力。